张锋：中美关系的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新冷战”则是言过其实，是对不同历史情境的误读。

美国政治和外交精英集体对华“幻想”破灭、趋于反华或者至少不再对华友好，是这两年来美中关系话语的一大趋势。最新的一个例子，是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会同30多位美国国内和国际学者推出的关于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

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再想争取美国，为时已晚。12月1日，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中方放松对学界和智库与美国交流的限制，鼓励学者加大与美方交流的力度，力挽中美关系的“狂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艾伦•弗里德伯格看到这一报道后，马上推文说“太晚了”。

12月1日，与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G20峰会期间共进晚餐并进行会晤，达成贸易战暂时“休战”的共识。

美国国内对美中能否在三个月内完成经贸问题谈判，从而彻底“停战”，大多持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三个月的时间太短，贸易战既已打响，美中经贸关系已经发生质变，经贸摩擦甚至冲突将成为常态。

然而，所谓“中国失去美国”之说，至少需要限定什么样的美国是中国争取的对象。当美国人说中国已经失去美国时，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是一个提倡总体对华友好接触政策的美国。

但如果说大部分美国精英已经不再支持对华接触，这是否意味着他们都转向和中国对抗、甚至煽动一个所谓的“新冷战”呢？

事实并不尽然。就拿那个中国影响力报告而言，最耀眼的不是对中国的指责——这些指责去年以来在澳大利亚已经甚嚣尘上——而是谢淑丽在报告末附上的“反对意见”。谢淑丽曾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在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上有一定影响。

她认为，这篇报告没有对中国行为做出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分，这一败笔降低了其可信度。因此，该报告夸大了所谓“中国影响力行为”对美国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她指出，美国朝野当前对中国的过度反应，与当年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过度反应有相似之处；而这一过度反应对美国社会的杀伤力，要大于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对美国社会的杀伤力。

从谢淑丽的这一观点看，她完全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问题在于，像她这样持公正立场、敢于公开直言的美国精英已经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随波逐流，唱和对华对抗的调子。这其中包括洛德，基辛格1970年代访华的助手，1985-89年的美国驻华大使；也包括麦艾文（奥巴马的亚洲事务主管）和沈大伟、葛来仪等有影响的学者。

中美关系的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新冷战”则是言过其实，是对当年美苏关系与当前美中关系不同历史情境的误读。当前中美两国的挑战在于寻找双边关系的新范式。新范式决定中国应该争取什么样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