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持他需要的灵活性，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这个仲裁制度。(b) 开发建立一个“双枝头”的制度，现有的程序继续处理与贸易救济措施无关的争端，同时设立一个专门法庭单独处理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争端。

设立专门法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较，贸易救济措施类的案件确实需要法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法律和审计财务经验，二是因为美国所批评的上诉机构的审理结果大多数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比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

第三，监督和透明度。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意向加强监督成员们的通报义务，改进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的透明度。欧盟和加拿大在他们的建议中都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对没有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批评，该成员的外交官不能在任何委员会或者工作组担任主席等。

第四，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美中贸易战而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忽略了这个一个多边的议题，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员们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时候就讨论了。

当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同意保护知识产权，而获得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更多的技术转移。TRIPS第7条明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木雕是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扩散……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平衡权利和义务”。协定66.2条还特别规定发达的国家应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WTO改革应当审议当前技术转让的新的发展和挑战，包括技术共同开发和本地化、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全球战略、全球创新网络的逐步形成等，并对政府的作用界定明确的规范，比如，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执行的最佳实践，以及在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商业往来中政府应当和不应当干预的程度。

在这个议题上，所有成员应当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的扩散和转移，对于实现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五，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最近几个月，40多个WTO成员已经加快角度，旨在“为未来的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WTO谈判，一起开始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也应当加入这个数字经济开放和规则的讨论，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美国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数字时代创造更好的、更具可预期性的国际市场环境。

第六，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

（a）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在WTO体制内自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是中国确实不是一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行业已经具有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因此，可以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成员们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出口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0%以上，那么在谈判中这个产品和行业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较少的灵活性和较短的执行期。

（b） 发展中国家继续要求发达成员解决剩余的多哈发展回合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高峰的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切实的提供积极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c)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儿童相对贫困率高等。

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民粹主义吸引了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在WTO，成员们可以讨论和分享在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自动化时代如何调整现有的社会市场制度，以及如何更新国内政策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关切。

当前，强硬派抢占头条新闻，冷战言论时隐时现。在这个情形下，习特会在G20峰会期间炉边夜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对他们国内人民的责任，对跌跌撞撞的全球经济、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他们需要明白，规则，而不是让步，才是可持续的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所在。WTO改革为双方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从而可以走出丛林，而不被关税之虎回咬。

注：本文仅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