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从怎样放掉老虎，而在政治上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如此建议。这也是最初设计WTO的目标之一，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内解决成员们之间的争端，这个系统是一个“安全阀门”，尽最大的可能把政治放在门外。WTO也是一个永久的谈判场所，推动市场开放和制定新的规则。

WTO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努力工作，试图说服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中国同事加入到WTO改革的讨论中来。上个月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十个WTO成员贸易部长们在渥太华发布的公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欧盟试图发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欧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四个关于WTO改革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在解决没有点名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问题。另一方面，欧盟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9月中旬召开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强调要重振国际贸易体制，为习特会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基础。G20经济体代表80% 全球GDP和 75% 全球贸易。

G20的贸易部长们“建议我们的领导人们考虑这些重要的议题”，包括“改进WTO的方法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G20如何可以“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以及提出想法“确保WTO继续有相关性”。

习特会可推动WTO 改革的六个要素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WTO的代表仅仅是把他们相互的抱怨下载下来，并没有开始解决方案导向的谈判。美国大使批评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支持的进行性措施损害美国企业和技术所有人的权利，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精神。中国指责美国给予国家安全条款和301条款而采取的关税政策没有事实基础，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文本。中美两国的观点，在WTO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和其他WTO成员的利益，习特会可以考虑以下六个领域，推动WTO改革。

首先是重新审议补贴规则。（a）在工业补贴、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某些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方面，澄清或制定有关规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文本可以作为参考和起点。

中国需要在这个领域干些重体力活，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化与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相符合。(b) 消除导致渔业过度捕捞的补贴。去年12月的WTO部长会议设立了2020年前达成协定的截止期，中美两国需要继续加强在谈判中的贡献。(c) 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性农业国内补贴问题也应该予以讨论。

第二是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议题上，美国和其他所有WTO成员之间有一个分水岭。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继续阻挠启动程序来任命WTO上诉机构的空缺职位，其真实的意图，用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的话说，就是回到1995年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时代，“在裁定发布之后，你可以谈判”，裁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包括中国和欧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裁定至关重要。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立场，回到现有上诉机构体制的可能性很小，为此成员们可以讨论两个备选方案。 (a) 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备忘录协定中设立的仲裁机制，裁定对冲裁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不涉及美国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