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为此辩护，认为有了“真普选”，就可优化制度，社会自然会更趋公平、正义，香港有能力不蹈美台覆辙。但经验丰富的美国人和台湾人，尚因选举而深陷政治泥沼、社会撕裂，香港凭借什么能人所不能？

我们若要走出不一样的路，只能在追求选举的同时，坦承并直面社会制度的根本不足、结构矛盾。只有不沉溺于“选举是万灵丹药”的迷思，才能在香港构建更理想的公平正义社会；只有对低收入、高成本的不公社会形态有长足讨论，形成攻克既得利益藩篱的认知、聚集守护社会弱势的共识，才能藉选举慎选其人、谨监其政。

反之，若然民主讨论只限于选举体制，那么，社会将难以走出每届换上新的无能政客并继续沉沦的恶性循环，最后更可能从根底处摧毁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遗憾的是，香港民主运动的领袖在过去数十年间，似乎不但没认识到社会不需要制造对立和撕裂的选举攻讦，反而热中于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不断制造纷争、撕裂社会，因而妨碍民主的健康发展。

因为着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逝世，社会近来再次翻起对“双查方案”的讨论。时任基本法草委查良镛与查济民，在1988年底提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方法的协调方法，主张在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由全体选民票决第四任行政长官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会选举方法。当年民主派囿于意识形态，批评方案过分保守、窒碍民主发展。有份反对的草委李柱铭近日反思，认为“双查方案”或许是有远见及智慧的，并认为方案若落实，香港现时或已享有民主。

若说执信选举乃万灵丹是一种民主迷思，执信基于意识形态的自我热忱可以克服一切客观困难，可算是另外一种。估计支持民主政制发展的人都不会质疑李柱铭等人对民主的信念，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政治善心不等同具备深入认识民主奥义的能力，以及对局势变化应秉持的冷静，更加没有道德勇气，在关键时刻客观、理性地提出切合历史阶段所需的要求，循序渐进推动民主发展。

事实上，当时陆港欠缺足够政治互信，无法让香港在回归之初即落实普选。民主派空有理想，不顾现实地提出北京不能接受的要求，很可能无助香港政制向前。双查方案经改动后成为《基本法》附件的定案，但全民票决的部分消失了，中央与民主派间始终未能修复“六四事件”以来的互疑嫌隙，导致当前政治困局。

今日李柱铭可以“反思”双查方案，大概日后也会有新一代领袖“反思”831框架，慨叹当年的慷慨激昂，不过是未臻成熟的幼稚判断。回顾过往、展望将来，港人必须加深对民主与政治的认知，冷静判断争取的手法。

由认识民主的真谛，到修正追求民主的道路，香港人还有漫漫长路须走。不论是本地的建制泛民恶斗，还是美国、台湾等地的反面教材，都值得社会警戒并反思应如何走好香港民主路。如果不断地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讬在空谈美言的政客身上，选民在届复一届地惩罚政客的同时，亦是在惩罚自己，这只能说是追求民主的幻象。只有透过政治改革，更好地、更确切地解决住屋、教育、低工资等问题，改善民生，使港富民富、港强民强，才体现民主的真义。
选举显然是任何政治改革的对象之一，但如果改革不涉及改变香港习惯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治理模式，选举不会创造变化，看看选举前和选举之后的台湾就会明白；经过了女性选举权改革和民权运动的美国，也未能避免今天的政治困局。当然，或许追求“真普选”的人认为，自己能做得比美国和台湾的政治领袖更好，但我们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