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重要理念和建议的落空

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列为会议主题正式提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特征就是相互尊重、务实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尽管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一直保持沉默，但两国在处理敏感复杂问题上仍然保持对话与合作的态度。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中美关系重要理念和建议，几乎已被特朗普丢弃殆尽。因此，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因两国理念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相关战略意图更加模糊不清上。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积极务实的“战略合作”？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明确双方交往政策及战略意图的情况下，中美两军应适时展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合作（或军事行动），以此深化两军政治互信、夯实防务合作基础、构建命运共同体。

如果把中美两军政策比喻是汽车的“车架”的话，两军展开务实合作就是汽车的“发动机和车轮”。汽车没有发动机和车轮无法前行，光有发动机车轮没有车架显然也难以行稳至远。

因此，中美两军的交流应考虑适当跳出原有的“互访、交流、人道主义演练”旧有模式，增加带有真正战略意义的协同军事行动，如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等，把两军在军事行动中形成的命运与风险共担共存融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战略再谋合”而非“战略再对抗”，打造两军相互信任、合作双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笔者完全认同，在价值观及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中美两国仍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不应永远成为妨碍两军展开目标一致的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说，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两百年都无法趋同，难道两军也两百年老死不相往来吗？其实，两军还是完全可以展开军事合作行动的。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打击国际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两军完全可以展开协同行动的任务。

中国有句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这是全世界、包括中美两国共同认同的目标。当然，或许在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甚至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组织问题上，双方会产生各种分歧，但只要目标、道路相似相同，“谋合”既有可能，行动亦或实现。

第三，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思考如何建立健全并可有效实施的各种机制。在当前，没有健全适用的机制保障，中美两军发生误判甚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各种有效沟通机制和制度的保障下，中美两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得以减至最低甚至应该完全避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两军就已十分重视在危机管控方面的合作。过去20多年间，两军已经先后达成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协议、海空安全行为准则、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等，为确保两军避免误解误读误判，提供了机制性沟通与行为保障。

但如今，这些机制已陆续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甚至还不断出现违反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行为，为两军发生冲突增添了极大风险。如果两军就恢复部分重要机制展开协商，无疑对两军有效管控风险具有正面意义。

不久前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见记者时还说，期待与魏凤和的会面“可以掂量中国战略雄心” 。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即表达出美方希望通过沟通，更多地了解中方的战略意图，同时也透露了美方要视中方行动而调整相应对策的盘算。总之，魏凤和美国之行令人期待，希望或借此突破中美两军交流困局，但由于此访充满着不确定性，因而也只能且行且应对。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不久前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见记者时还说，期待与魏凤和的会面“可以掂量中国战略雄心” 。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即表达出美方希望通过沟通更多地了解中方的战略意图，同时也透露了美方要视中方行动而调整相应对策的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