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奇

2018年，对一些大国和中等强国来说都是大选年，只不过大选并不激烈，也没能成为人们争相议论的谈资。

3月，默克尔第四度就任德国总理，总任期将达16年；5月，普京第四度就任俄罗斯总统，总任期将达20年；7月，埃尔多安连任土耳其总统，从2003年其就任土耳其总理算起，埃尔多安目前已经掌政15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11月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实现了从2012年至今的连续执政，截至目前，安倍已经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位时间最长、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这样一份名单，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更多，而不是更少。印度将于2019年举行大选，在开国总理尼赫鲁之后，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是现任总理莫迪的前任曼莫汉星，连任两届，任满10年。

现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莫迪在明年大选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要比曼莫汉星竞选连任时小得多。如无特殊事件和意外，莫迪连任几成定局，印度也将进入政治长周期。

当然，政治长周期曾在多个国家存在过。二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国家往往因为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当政，实行威权统治，而使国家进入政治长周期。2010年中东北非兴起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一个个被赶下台的领导人，如利比亚总统卡达菲、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都是执政多年的总统。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这新一波政治长周期的来临，与之前的政治长周期有很大区别。

威权体制下的政治长周期要么靠个人崇拜，要么靠军事强压，要么靠政治管制而存续，但当下的这一波政治长周期则基本上都是民意的表达，是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主动推动政治长周期形成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每个国家的民众也有其具体的考量，要分析每个国家政治长周期的形成，要从其具体国内状况找原因。的确如此，但是当多个国家呈现出相同政治态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各自状况或许可以进行共性的解读。

近来，每当为各种团体讲解国际形势，我总愿意开篇先问一句，“各位直观感受一下，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还是更加简单了？

是更加高歌猛进了，还是更加变动不安了？”无论听众席上坐的是政府官员还是工商人士，大家的回答都是一致的，都感觉世界变得更加复杂了，更加变动不安了。也许，新的政治长周期的来临恰跟这种复杂性和变动不安紧密相关。

复杂性是历史塑造而成的，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只是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复杂性不断被一些宏大叙事所掩盖。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之争一度占据上风，发展模式也大体形成两类，众多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大多没有被仔细研究和应对，历史的发展被看成是矢量的、线性的。

即便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两大阵营也都没有将对方的模式进行理性而认真的衡量。

冷战终结之后，美国满是自豪感，政治学者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沿着黑格尔的思维，将具有质变的演进看成是真正历史，既然苏联解体了，就更加证明西方模式的正确，历史不会再发生质变，历史已然终结。

从具体现实来讲，冷战结束前后，也有不少国家开始按照美国模式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当然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亚洲一些国家没有走美国模式，反倒取得成功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同样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了首位。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福祉，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似乎不证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