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度量中国40年变化的坐标(2)

时间:2018-11-06 07:3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中国国有企业具调节力

近代以来,西方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是货币政策,另一个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现在西方频繁搞量化宽松(QE),但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就西方的财政政策而言,当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大以后,财政政策就不管用了。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未来经济会越来越波动。可以预见,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国有部门。不过,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时代都在调整,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以取得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平衡。

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混合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开放的一党制、以党领政、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一说政治制度,很多人心目中的标杆就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也有“内部三权的分工合作”——决策、执行、监察。这个制度在汉朝建立,一直到晚清都没有变化。

人们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人们说中国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时,就必须思考,哪些东西没有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甚至中国的人种都有变化,中国的“汉”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中国哪些东西没有变化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从来没有变化,只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动。

1980年代中国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当时还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提倡党政分开。这也正常,因为近代以来很多人都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孙中山搞了一个“五权宪法”,即在西方三权基础之上,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不过,孙中山基本上是个理论家,没有机会实践。

从台湾的实践看,中西方两个体制背后有不同的逻辑,要么西方的三权为主,要么中国的三权为主,两个体制加起来很难有效运作。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西方的三权机制,考试权基本上已经无用了,监察院还在,但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政治重走“党政分工”

今天的中国再次走上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道路。1980年代提倡“党政分开”,现在则提倡“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道路走到1980年代后期已经走不下去。党政分开,党的主管和政府的主管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矛盾,就变成了党政两个机构之间的矛盾,会产生党和政府的分裂。

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开启了“三合一制度”,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一个人担任。这一制度其实是对“党政分开”的直接否定。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都是这个思路。

西方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外部多元主义”。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先有市民社会后有国家,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最终的制度表述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皇权,秦始皇以后一直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

因为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只能有一个政治过程。但怎么做才能让统治比较有效呢?那就是把一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决策,第二段是执行,第三段是监察。

现在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有点类似传统体制。必须解释的就是传统皇权怎么演变成为现在的党权?怎么看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其实不是西方理解意义上的政党。从结构上说,党权就是组织化的皇权。以前的皇帝是个人,是家庭,现在的党是一个组织。

在这个转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比如“民族主义”“主权”和“列宁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制度层面正是表现在这个地方。

一个基于个体家庭之上的皇权,已经转成基于一个组织之上的党权。以前的皇权分成三个阶段,现在的“党权”也分成三个阶段——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但人们不能说这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回归,因为现在党是个集体,而以前皇帝是个人家庭。

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不能低估其生命力。不过,中共十九大尽管正式确立了“内部三权体制”,但这个体制的有效运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比如决策权,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和他的大臣、皇兄皇弟少数人手里,现在则不一样了。

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重要的社会团体(共青妇)、各类智库等,都可以成为决策权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就是,决策权怎么更民主化一点呢?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现在有了民主的观念,民主就必须体现在制度层面。监察权对反腐败很重要,但监察权也不能滥用。

汉朝规定,不可以事无巨细地什么都监察,规定只有六个领域可以监察,否则执行权就没有办法行使了。现阶段的监察权就面临这个问题。

这种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不难观察到,中国的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可以吸纳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会成为西方的制度。

从历史经验看,“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制度坐标的变化似乎更为恒定。不难理解,“制度”与“人心”和“物质”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和矛盾,人们对制度的评价和认同永远不会完全一致。

不过,正是这些张力和矛盾,构成了制度进步的动力。对执政者来说,所需要的就是维持制度与其他两者之间的平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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