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令人眼花缭乱。如何度量和评价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积极的变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消极的；在一些人看来是正面的变化，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负面的；在一些人看来是进步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看来是退步的。

这并不难理解，对所有这些变化，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心目中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大凡都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做判断。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局面呢？这里头的因素很复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可以加以考虑的。第一，人们的主观目标、道德因素、价值观认同等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即平常所说的“人心坐标”。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很复杂，影响着人们对变化的评价。

第二，客观世界尤其是物质世界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是客观规律，人们可以称之为“物质坐标”。在这个层面，很多发展即使人们不喜欢，甚至反对，也很难不发生。

例如，尽管经济发展必然对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导致社会贫富差异扩大，但除了绝少数能够不去追求，多数人还是会去追求的。人们如果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会倾向于肯定；如果人们不能认同这个客观规律，评价就会倾向于否定。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之间还有一个“制度坐标”。

这是为了调节“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没有制度，人难以和物质世界共存。因此，不管任何社会，人们把制度看得很重。

从学术上看，“制度坐标”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应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应当通过怎样的变化而成为怎样的制度？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实然的，即，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会变成什么样的制度？

用第一种方式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而用第二种方法回答问题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变化的结果往往是既不像理想主义者那样理想，也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现实，而是两者的混合。理想主义者对改变现实有影响，主观意图对改变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否则很难解释历史的进步。

同时，理想主义又受制于现实环境，使得理想不会像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实现。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皆大欢喜，既不符合理想主义，也不符合现实主义。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就是如此。

改革开放40年的混合体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刚刚开始不久，中国的理想主义者设定了两个改革开放的目标，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简单地说，当时的理想主义者的参照系就是发达西方国家，即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40年过去了，中国既没有维持现状，也没有变成西方。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成了混合体制。在经济上，官方也将此定义为混合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也是一种混合体制，既非西方所说的专制，也非西方所说的民主。

就经济制度来说，正在形成中的混合经济，不仅仅是多种所有制的混合体，更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西方把中国看成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国家资本只是这种混合经济体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从汉朝到今天几千年，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混合经济体。

人们叫它为“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的是自由民间资本，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从汉朝开始就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占主导地位，但大量的空间要放给民间；中间的经济空间，像盐、铁那样的产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空间，也可以叫私人去做。到了近代，就产生官办、官督商办、商办等经济形态。由此可见，混合经济体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经济实践，并不是现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经济国家主义化，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被管控甚至消灭，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时期、当代的毛泽东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除了这四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今后还会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往前发展。

这种制度有它的劣势，与西方市场经济比较，效率差一点，相比西方制度的优势是其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制度机制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