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天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日本首相七年来首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据报道，明年中国领导人将访日，这将为已经逐步走上正常轨道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推力，也为改善两国关系带来有利势头。

与此同时，也需要冷静、全面地分析当前中日关系改善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适度地设定“期待值”，精准地把握日方心态，抓住时机又讲究技巧地改善中日关系。

首先，安倍连任带来的国内政局的确定性。安倍第三次连任自命党总裁，意味着他的首相任期将到2021年，超过他之前的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五位首相任期的总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已经赢得了三次众议院选举，两次参议院选举，必须承认安倍展现了极强的政治能力。

尽管“安倍经济学”争议很大，但是经济有增长，应当承认安倍的成绩表，还是获得了自民党内部和民众的肯定，没有领导人可以与他抗衡。

《日经新闻》的调查显示，9月政党支持率中，自民党48%，在野党都低于10%。尽管2012年安倍再次问鼎首相，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华强硬实现，但现在对华强硬来获得人气的政治需求已经不大。日本国内政治的确定性有助于保持政策连贯性，强有力的领导也意味着国内政治对于外交的干扰相对较小，这对于中日关系改善是一个有力的条件。

而且如果安倍能够比较好地将权力转移到下一任自民党总裁手中，他还很可能在卸任后继续在幕后长期发挥政治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政治目标已经完全超越了过去短命内阁生存的基本需要，而有可能思考一些中长期的目标，例如日本国家未来发展的中长期远景。

第二，安倍在任期的最后几年，希望留下政绩，稳定的中日关系的确定性。安倍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已经实现了几十年所没有实现的集团自卫权的宪法解释修改，有理由相信在最后的任期时间里可能会为了留下政绩，集中全力修宪。

但是，从民调来看，大多数民众对于修宪并不积极，而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养老金；经济方面，消费税增加到10%，进一步的业结构改革，医疗养老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日本结构性改革，过去的首相要么任期太短，要么魄力不够无法做到，安倍现在有可能实现。

如果日本经济重振能够实现，安培就可以真正地圆一个“伟大的首相”的梦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同中国经济关系的加强。

中日在地缘经济上的竞争尽管会继续，但也有同中国经济密切合作的需求，这种“竞合关系”将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重要特征。

第三，今后几年日本内外重要日程，需要稳定中日关系的确定性。今后三年时间里，安倍将会经历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几件大事，包括2019年G20大阪峰会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中领导人正式访日，老天皇退位和新天皇即位，以及东京奥运会，这些都需要中国的配合。

在外交上，尽管与特朗普私交甚笃，但这并没有让日本免于特朗普在经济上的打压，日美虽然看上去好，但没有实际作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原则，让日本进一步通过强化日美同盟，获得国内政治上的红利空间不大。日美关系不确定，同时日俄、日韩关系进展不佳，日朝谈判尚未开始，中日关系是不可多得的可能亮点。

改善中日关系的两大不确定性

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已经出现转移，从原来的日本政府意愿不足，转为美国和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两大不确定性。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影响日本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安倍第三次当选总裁后提出战后日本外交的总蓝图中，第一点就是日美同盟基轴，在这之前也已明确写入国家安全战略中，这是日本政治在外交上国内共识的集中体现。

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批评和打压政策，无论是贸易、知识产权还是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须维持日美同盟关系，即使不积极配合，也不能够表现出直接和明显地与美国“唱反调”的亲中倾向。

这意味着日本不会因为一时一事与美国关系破裂，这也是为什么面对特朗普征收惩罚性关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日美双边贸易谈判等压力，日本并没有采取直接与美国对峙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