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东

10月14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举行的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示，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易纲此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认为易纲此言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释放了中国政府未来政策走向的重大信号。

从中国国内来看，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与“国进民退”，一直是颇为敏感也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政策层面主张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先后发布了两个非公36条，对非公经济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尽管如此，社会上一般认为，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发展环境乃至退出机制等方面待遇，明显逊于国有企业；在实际执行中民营企业感到政策“不解渴”，“玻璃门”和“弹簧门”就是非常形象的吐槽。

企业反映较多的问题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或产业政策不利于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构成了民营企业自由进入土地市场的障碍；政府制定的税收、补贴政策造成了竞争上很大的不公平；地方保护和国有企业保护对民营企业的进入构成了较大壁垒等等。

比如，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国有企业资金成本非常低，金融机构从自身风险控制出发，都愿意将资金贷给具有一定“国家信用”属性的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融资则非常困难，不少国有企业干脆变成了“类金融机构”，通过从银行获取低成本的资金，再通过融资性贸易的形式“贷款”给民营企业。

过去两年严格的去杠杆政策实施，虽然政策本意是好的，但是由于长期国有和民营企业获取资金的“区别对待”并没有改变，客观上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进一步加剧，严重的资金短缺必然导致了严重的经营困难。

2018年上半年，国企和民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1.5%，私营企业增长10%。实际上，即使放在全口径的统计中，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仍然增长21.1%，而这是在营业总收入仅增长10.2%的情况下取得的。

前一阶段有一个叫吴小平的，甚至发表了一个令人瞠目的“私营企业退出论”。他说，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协助国有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应该逐步的退出。吴小平的不和谐声音对民间投资信心是一个较大的负面冲击。

《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和民间舆论，对吴小平的言论进行了激烈批评，指出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

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人，这就是80%；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所以不仅不能退出，还要大力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最高领导层也明确表态，要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此次易纲的表态，可以看作是对国内期待的一种进一步回应。

从国际上看，竞争中性渐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共识，国有企业扭曲市场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指责中国的重要议题。

“竞争中性”原则最早是澳大利亚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后来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企与非国企并存的情况下，确保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美国人认为中国模式“扭曲”了竞争，并在多方面对美国的就业和竞争力构成了直接威胁。提出“行政中立”“竞争中立”“竞争中性”等概念，就是要使竞争不受市场以外因素的干扰，以“弥补（WTO）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无法保证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的缺陷”。

美国正在单独以及在WTO内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在贸易和投资两方面更新现行国际经济准则，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制订“竞争中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