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还丧失了​​一些研究探索的自由。多年来，美国学者在种族和性别方面一直谨言慎语。2014年，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参加会议期间亲身体验了这一点，当时一位女权主义学者在酒吧里的一次意见分歧后发博文称：“库柏在那次谈话中所说的一切都带着性别歧视，而尤其糟糕的是他似乎没认识到这一点。”其实我骨子里就是一个传递美德的自由主义者，不过，当然啦，她可能是正确的。

最近《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遭到解雇，原因是他刊登了一篇文章，而该文作者被指有一系列性侵犯和骚扰行为，可见就连提供一个讨论平台都有风险。“MeToo”活动家经常正确地指出，许多有权有势的白人其实是一帮有偏见的庸人，而他们之所以有权有势只因为他们是白人。但布鲁玛不是这样的——声明一下，他是我的朋友。

我们这些记者致力于描述这个世界，而他在这方面做得几乎比任何人都好。他对性别方面非常敏锐，他写了大量文章探讨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布鲁玛后来承认，在发表那篇文章的事情上，他可能处理不当。

但不管怎样，只要搞砸一次，你就得出局。文化评论家劳拉•基普尼(Laura Kipnis)说：“自我审查在当下是务实之举。”

现在学生和思想家在英美之外的地区也有了更好的选择。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正在不断上升。据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调查，澳大利亚可能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际学生目的地。加拿大正在突飞猛进（在特朗普的帮助下），欧洲大学也在不断扩大全球招生。我是在莱顿(Leiden)长大的，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座冷清、普通，几乎纯荷兰风格的大学城。

现在莱顿大学基本上是以英语授课，在上海的全球排名中排到74位。英国脱欧后，荷兰将拥有欧盟规模最大的英语大学系统。

长期来看，最激动人心的、正在冉冉升起的知识之都可能正是在希特勒时期失去其知识分子的城市：柏林。德国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到这座生活成本不高、令人兴奋的、无拘无束的首都，而外国人也开始跟着来到这里。

9月，德国新的学术“精英战略”(Exzellenzstrategie)，让柏林的大学成为一轮大规模筹资的最大赢家。牛津大学和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将在柏林开设办事处，美国和英国的一些领先机构也在考察该市。

等到英语版《柏林书评》(Berlin Review of Books)成为世界级刊物时，你就会知道这座城市是认真的。他们可能会请布鲁玛来当主编。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