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德国知识界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这个国家赢得了1901年以来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Nobel Prize)。然后希特勒(Hitler)上台，很快爱因斯坦(Einstein)前往普林斯顿(Princeto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到了纽约，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去了好莱坞，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去了哈佛(Harvard)，不一而足。

英国至今仍从这场大出走中受益：作家朱迪丝•克尔(Judith Kerr)和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都曾是逃离法西斯的难民，还有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以及他们之前的无数人。

今天在英语主导地位的帮助下，美国和英国维持着知识大国的地位。在上海这份排名中（这里指“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译者注），全球10大高校中有8所都在美国，还有2所是英国的“牛剑”(Oxbridge)。

这10所大学将继续保持伟大，但任何国家的知识霸主地位都不会永远稳固。优秀的思想家会因为钱、友好的环境、研究探索的自由(freedom of inquiry)以及思想多元性而迁徙。美国和英国在这些方面正逐渐丧失主导地位。我们正进入一个多极化的知识世界。

英国的优势一直令人惊奇。这是一个中等规模，一般富裕的国家，大多数学校都很平庸，但正如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2013年指出的：“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获得的诺贝尔奖超过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不过，不同寻常的优势往往不会持久。甚至早在英国脱欧前，英国的大学就开始失去吸引力：高校平均薪资从2010/11学年就开始下降，目前为4.0449万英镑。

英国脱欧后，英国的大学将很难继续从欧洲引进优秀师资、学生和资金。我一位在剑桥——该校近四分之一的研究经费来自欧盟的竞争性捐款——工作的朋友说，他必须极力克制自己才能忍住不去揍那些脱欧派。

牛津和剑桥依然会维持世界一流水准，但可能会走出英国，派人手到欧洲大陆设点，以继续吸引欧洲的资金，可能还有教职人员和学生。

美国的优势要稳定一些，部分原因是美国顶尖高校的教工薪资仅次于瑞士——除了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该国并没凭借资金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表示，去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教授以25.13万美元的平均薪资居美国高校排行榜之首。

但美国执政党对学术界持敌对态度。去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的共和党人认为大学对美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总统之前，金融危机就迫使公立大学大幅削减支出，而“红州”在经济好转期间还在继续削减。自2016年以来，美国大学的外国学生入学率一直在下降。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迪米(Demetri Sevastopulo)最近所揭露的，一些白宫官员主张停止对中国学生——美国人才输入的单一最大来源——发放签证。这些官员部分针对的是中国经济间谍活动，但特朗普的助手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还想要刺痛那些反特朗普的精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