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亮

最近中国的财政、货币、甚至产业政策陷入了困局。未来的路应该是不破不立，但如何破？

自从中美贸易纠纷升温后，中国政府的决策已经从上半年的“金融去杠杆，财政开支收紧”，转变为“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中国央行在国庆黄金周结束之际宣布，从10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些都明显地转向宽松货币政策。

大家对2008年、2009年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政策还记忆犹新，10年后的中国是不是又要来一次“大水漫灌”？凯恩斯理论（Keynesian theory）早已过时的观点，也不时出现在各种媒体上。那凯恩斯理论究竟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效吗？

凯恩斯指出，政府通过扩大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可以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凯恩斯理论最成功的案例就是二战前夕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唤起了他们投身建设国家的积极性。美国政府借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万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归：所有东、西方政府几乎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模型，运用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积极刺激有效需求，使得全球经济在2010年之后有所复苏。前面几次有效的凯恩斯理论实践，主要由西方国家发起，也卓有成效。但大家对中国主导的刺激计划似乎信心不足，预期比较负面。

自由市场经济推崇者相信市场这只无形的大手，会让资源得到最佳分配，人民得到充分就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破坏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反而引起经济的动荡或失衡，事实真的如此吗？

市场自我调节是有延时性的，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恶化，出口会受到影响，失业率会上升。当今社会不可能等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市场自己来协调优化，让劳动者找到合适的岗位。这时候就需要政府适时介入，有前瞻性地推出刺激计划，防止大规模失业的出现。不完美的投资比大量劳动者失业在家里强许多倍，更不用讲失业率升高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凯恩斯理论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投资的无效性，即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当初中国推出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方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有异议。但笔者在过去的十年里经常出差到中国各地，发现哪怕是三四线的小县城都建设得流光溢彩，有供市民日常生活的公共场所，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国家建设所带来的红利，而所有这些应该都多多少少得益于当初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

现在中国的基础建设是不是已经饱和了呢？就通用机场来说，中国2017年拥有311座通用机场，预计到2030年通用机场将建成2000座以上，远远少于美国的大约3300座通用机场，分摊到人均，差距就更大了。大家可能都有体会，中国的新机场启用两三年后就人满为患，由此可见中国现在的基础建设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相反还需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投资于基础建设。

中国现在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既然有这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物质文明实例摆在眼前，有明确的投资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建设后有足够的潜在使用者，就不存在投资无效一说。

高额的债务会不会导致政府破产？最近新马高铁推迟两年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原因是新首相马哈迪考虑到马来西亚的债务已经高达约9000亿令吉，暂时负担不起这高达1000亿令吉的投资。 而中国截至今年8月底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这可以让中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安心专注于国内建设。在没有净外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就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破产的覆辙。

至于层级复杂且隐蔽性强的地方债务，高企的公司债务和日渐增长的居民债务杠杆，可能会随着进一步的财政刺激而恶化。但考虑到中国的集权制，中央政府不可能逼地方政府破产，也不会允许它所掌控的金融机构，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逼债、抽贷，进而引发居民大规模破产。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体系，外部不可以破坏他，内部在大踏步地搞建设，何来破产一说？剩下的就是理顺内部的利益分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