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次，开幕式上中国特别提到了“要全力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公赢的中美投资协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明确信号。

对于中国来说，双边投资协定最大的意义在于借助“外力”来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带来推动器。

首先从国内意义上说，中美双边投资条约犹如当年的“入世”谈判，是促进新一轮改革核心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利用入世谈判来倒逼国内改革，通过国有企业转制上市办法，打破原有的国家包干的铁饭碗，历史性地实现了国企重组。正因为有了2001年入世前几年的努力，在为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了持续的动力，并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中国再次面临改革改不下去的困境，国有大型企业的确变大变强，但是既得利益让市场还难以成为决定性力量，而且过去模式的社会成本，例如环境污染，高能耗的弊端已经非常突出。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会强有力地帮助新一轮的中国改革家，提供重要“外力”来推进依法治理经济，靠市场来调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双边条约将给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美国市场高度竞争，不同于过去十年来，像中国主要进入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那样容易，这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现代化和增强竞争力，需要真正的管理人才上来才能担当重任。

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这就需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美“入世”谈判基本上是一个美国提要求，中国讨价还价的单方面的过程，而此次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情况很不一样。

与此同时，中国向美国提要求，要求美国相应改革，这也是为美国提供改革的“外力”。如同“入世”谈判一样，美国反对投资协定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就业机会的流失，事实上就业机会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下降，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用就业减少来反对投资协定，实际上是不想改革的意愿在作祟。

中国“入世”后，美国经济增长点主要依靠IT和金融业，而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方面进展并不大，对于美国来说，就需要彻底下决心改变过去那种依靠金融信贷拉动消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于美国来说同样面临改革的阻力，自己改革动力不足，既得利益在美国并不比中国小，投资协定是双方相互之间给予改革的动力和机会。

第二，从地区层面来看，投资协定将为美国进一步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便利。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成功的话，“一路一带”的项目美国企业就可以进入，亚投行参加也会变得容易，中国进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会更加快。也就是说，目前被认为中美在地区经济治理上各搞一套的看法将会被颠覆，而是进一步走向融合。

第三，全球层面投资协定将有助于完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框架，然而在投资领域还不存在一个高覆盖型的机制。中美双边协定如果达成，将会有具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会获得与本地投资者一样的待遇。

这意味着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同意允许投资者在法律诉讼时，可以通过具有约束性的国际仲裁来解决，而不是由当地法院或者政府来裁决，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很遗憾，由于奥巴马政府领导力不足以及之后总统选举中的民粹主义抬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未果，之后中美就陷入了贸易战。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升级不及时，是目前贸易战的重要原因，而本质是双方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势头滞怠，面对危机回到原点。中美“脱钩”不可能，最终需要建立相互激励同步改革的“共进”的关系。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