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其到达高峰时，不仅制造了全球化边缘地带的政治动荡，如美国发生南北战争、中国清朝以及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的解体，在全球化的中心地带，英国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殖民体系，也在全球化中被反噬而分崩离析。

19世纪一度被英国霸权“合”起来的世界，到了20世纪上半场叶又“分”了，当时迭出的各种政治乱象，与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可以很好做出对比。

从英国当年主导的全球化的崩溃，和当前随“逆全球化”思潮而生的各种政治混乱中，可以感受到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谚语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学逻辑，那就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必然会产生对治理的需求，而人类对自身的治理，却总是有难以逾越的限度。

就经济全球化来说，乃是全球性的经济整合，必然与主权国家林立的政治现实相冲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是政治全球化，也即在存在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重组和利益落差，包括“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不相协调，才有可能被化解。

而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显然今天还不可想象，联合国仅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事机制，并没有类似于国家的强制性主权权力。

在美式全球化退潮时，区域化正在成为替代选择。在这一轮新的“分”的浪潮涌起时，亚洲国家必须以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因为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而陷入政治动荡的经历为鉴，防止在全球化中心地带的保护主义兴起时，再次给亚洲输入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

作为应对，亚洲必须居于“三分天下”之“一”，域内国家要主动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实现更好的政治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在自保的同时，还以亚洲为动力，推进全球化的更新版本。

需要说明的是，以区域化为新选择，并不意味着就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将以新的方式集结待发，它并非只能有一个动力、一种模式，而可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动力、不同机制和模式。区域化并不排斥全球化，前者的自然延伸是后者，而且要以后者为补充，只不过在优先性上，前者要高于后者。

所谓“逆全球化”，不过是美式全球式的终结。当以亚洲的区域整合为基础、以此为动力的全球化开启时，必须以过往的英式和美式全球化为前鉴，懂得其限度及必要跟进的政治安排，以防全球化再度超过其政治适应度。

作者是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最近30多年间的新一轮全球化，是以美国为动力、相关机制也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时至今日，美式全球化在到达其顶点后，也正在走向其终点。在“合久必分”又显示出其“魔咒”时，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是否其实有其限度或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