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隐忧是，美国政、商、军、媒四界日益弥漫的反华情绪带有普遍性，特别是国会中主张对华强硬的“新、旧保守派”势力有所扩张且不断兼容，这不仅对未来两国解决矛盾带来立法困扰，同时也对美国社会理性、客观和公正地认识中国崛起，增添了不少基本认知方面的困难。

前不久在纽约，中国资深外交家傅莹发表题为“中美今天的选择决定未来的两国关系”公开演讲时曾说：“最近访问美国时，我几乎遇到的每一个美国人都告诉我，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声称，这种现象跨越了两党、政府、商界和学术界的界限。”由此可见一斑。

过去，美国国会中无论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对华抱有敌对情绪的议员为数有限，大多数两党议员都主张美国应与中国保持“接触 + 合作”。美国政治精英大多认为，中国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无论是克林顿时代、小布什时代或是奥巴马时代，主张同中国保持“即竞争防范又合作”关系的人占据主导地位。

但现在却出现另一种倾向：由于深受特朗普“美国第一”核心理念影响，国会两党中支持特朗普及“鹰派”对华应“更加强硬”的议员，越来越趋向合流，尤其在国会中期选举日临近之时，两党议员为争取选民支持，纷纷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理性声音多被压制，各种对民众的误导言论甚嚣尘上。

加之美国经济走向趋好、劳工就业与收入普遍稳定，导致美国社会普遍认同“美国第一”理念也应表现在“对华强硬”方面。

第三大隐忧是，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竞选连任下届总统，还不得而知，但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无论特朗普自己是否再掌白宫，“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思想，即“美国优先”的理念仍将延续。尤其是，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当选，其坚守并奉行“特朗普主义”的大政方针或许时间更长。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存在根本差异，这是直接导致在产生“利益覆盖”的所有层面都会爆发分歧、甚至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当特朗普政府几乎废掉所有中美官方沟通机制时，原则性、结构性的分歧与矛盾，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缓和、解决的。

“特朗普主义”强调利益、实用至上，基本特点就是“排他性、霸凌性和善变性”三位一体，只要对美国有利有用的即拿，无利无用的即弃，即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普遍准则也全然罔顾。

对美国来说，“特朗普主义”等同“重商主义”，而对世界来说，“特朗普主义”就是“大美国主义”。

众所周知，美国共和党原则上一贯主张建设强大的美国，注重国土安全、维护大企业利益，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以“建设美国新边疆”为口号建立美国全球势力范围，遏制、围堵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

特朗普虽不是“体制内政治精英”，但他不仅具备所有共和党人的基本特质，还内存美国企业家的惟利是图、争强好胜基因。因此，美国政坛的未来，以特朗普和追随他的“特朗普们”尊崇的“特朗普主义”意识形态，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没有忧患，难得觉知。无论主观是否愿意接受，中美关系已进入到极为复杂、敏感阶段。中美两国都面临重大选择。对中国来说，无疑从当前的中美冲突中猛醒、汲取教训最重要，这是好事，让中国觉悟到自身的不足、体验到中美间的差距，也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对美国来说，在眼前获取的蝇头小利中特朗普或许可以沾沾自喜，但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看，美中对抗难以成就美国所有目标，更无法实现“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愿景。正如美国前资深外交家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所言，脱离与中国接触合作的发展关系，将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

中美未来何去何从？人们正拭目以待。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