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开放竞争的情况下，弱者能不能够和强者竞争，我当年做的一个理论模型就是代谢增长论。

我数学上算出来，在一定条件底下，就是集体主义追赶的文化可以打败个人主义的创新文化。什么原因呢？如果你学习的速度快，或者是创新的速度慢，你集中力量干大事，就可以后来居上。当时我的老师普利高津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但是等到苏联垮了以后，他就想起来说，你当年的工作非常重要，而我当时只是做一个数学模型。

后来我发现中国的实践可以证明这个模型，因为中国人喜欢讲中国特色。在北京和在英国开会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说，即使承认中国成就了经济学家，也说中国太特殊了，别人没法跟中国学。我说不对，别的国家可以跟中国学。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正好是小布什同时开G20峰会，美国在纽约就开了一个会，专门给奥巴马政府谏言美国应该怎么发展，请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我一个人。

我就讲中国的改革经验美国是可以学的，它为什么难学呢？就是美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没有中国政府这个协调能力，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给美国介绍经验，我说你看中国的国企本来就说不能竞争、没有效率、现在能竞争了。我说什么经验？很简单，拆分国有企业，让他们竞争。一竞争以后，你根本搞不清它是什么所有制，它马上管理什么都改进了。

我说现在美国把金融搞垮了，因为金融寡头太大了，太大的金融寡头跟国有的官僚机构没有差别，所以把它拆分的话，马上就上来了。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政治家敢拆分美国的金融寡头，反而是让美国的大企业继续兼并中小企业，那美国的金融危机就会更严重。

我给美国人提的建议是这两条。当然我还提了更多的建议，譬如说双轨制、混合经济，他们都很难接受。

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的经验就非常多：

第一，经济要发展，不是看不见的手，一定要组织一个有远见的、改革的精英集团，他们要有长远的眼光来建设、发展这个国家，而不是短期的议会政策。

第二条，把国家掌握的土地成片开发，然后引进建设性的外国资本。

第三条，我认为中国做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政府一定要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方面起先导的作用。把基础的框架打好了，后面再做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否则话一上来就要搞市场经济，没有人才，技术也消化不了，那都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它的普世价值的。这个普世价值不是私有、民主、法制，而是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然后还要有lead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