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抑制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加重了上述情况。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人的价值是通过做官以及官阶的大小来体现的。

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和无可救药的地步。做官也就罢了，偏偏官僚们还要把手伸向科研和学术，垄断和领衔科研与学术项目，以显示自己在科研和学术上也是一把好手。

根据最近不完全统计，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职务，党委书记、校（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校（院）长、董事长的占比是56.17%，校长助理、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主任、部长占比是20.59%，行政（科研）机构负责人为10.53%，真正来自普通教师的占比只有8.92%。

尽管不排除某些所谓学者型官员或官员型学者本身的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很强，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权威人士，但此种亦官亦学在价值导向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人引导到做官上，首先是做官，把官做大，才能占有又多又好的资源，包括科研和学术资源。搞科研和学术及出成果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做上官或向上升。

不仅如此，官本位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研人员确定科研学术重点，后者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他们来主导研究项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研人员“早出成果、出大成果”。

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他们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是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中国的科技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

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就不敢去尝试。

可以说，浸淫于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及其行政主导科研和学术的体制对科学和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还有其他的影响中国科研、学术、创新的问题，但主要是我指的上面两个，这是带有本质性、导向性的问题，它们又互相纠缠、强化，形成恶性循环。

现在尚看不到在这两个症结上打开缺口的希望，因此，虽然中国的教授、研究员、博士总数世界第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总数世界第一，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总数世界第一，可距离诺贝尔奖，只会越来越远。

（注：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