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中国需要通过制度安排让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让科学家不将获得科技奖励、人才称号作为奋斗目标。

每年的国庆节应该是中国人高高兴兴过“黄金周”长假的日子。但是，偏偏每年诺贝尔奖结果都是在这个假期开始公布，这让中国人在难得爽朗的秋天有些不太开怀。因为，除了2015年中国科学家昙花一现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外，在这个代表人类最高科学成就的奖坛上，就不再有中国人身影。

而且，更让人有些坐不住的是，日本人却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进入新世纪18年以来，已有18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Tasuku Honjo）又与美国同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对于日本这个邻国，中国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对日本甚至有了某种程度的优越感，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有些衰落了。而现在日本却在获得诺贝尔奖方面高歌猛进，这引起中国人陷入深深地思考：为什么日本能在获得诺贝尔奖方面有这样好的成就？这些天无论是主流媒体网站，还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这方面的文章接连不断。

我不是研究日本方面的专家，谈不了日本的经验。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对中国科技发展非常关注的研究人员，我想说说为什么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距离还很远的文化原因，与思考研究相关问题的朋友一起交流。

首先，中国科学家对“大问题”关注不够。要想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一定要有对人类做出最重大贡献的科学成果。可是，无论是物理学、化学、还是医学，中国科学家有多少够得上做出对人类重大贡献的成果呢？除了这几个授予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学科，其他的科学领域，中国科学家做出让世界瞩目的成绩还不多。应该承认中国科学家在过去这些年进步很大、成绩也不少。无论是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还是用被引用数量衡量的论文质量，都有较大的进步。

但是，中国科学家每年发表30多万篇SCI数据库收录科技论文也好，亦或是其中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1‰的热点论文也罢，真正是特别具有原创性，能够对学科和行业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成果却不是很多（相对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规模而言）。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有了一种“平庸化”的趋势。抱歉，我这里用了“平庸化”这个不一定恰当的形容词。但“平庸化”是什么意思？就是科学研究不再像牛顿、哥白尼和爱因斯坦那些伟大科学家工作的时代那样，具有探索人类未知世界、追求真理那样伟大的意义。

科学家也不必怀着一种非常崇高的精神，来艰辛探索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光辉顶点”。现在的科学研究同务农、经商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知识含量要求更高一些的职业。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更多地是为了养家糊口。

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从事的很多科学研究，已经远远不必像当年爱迪生发明白炽灯那样做几万次的实验。一般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大都是改进型或渐进式的，完成一篇在国际期刊的文章也并不需要非常大的创新性，有多么大的挑战性。

或许你会说，在17世纪以来经历几次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后，人类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进入21世纪后这是正常现象，不但中国是这样，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但问题是，中国在科学研究上是后发国家，在人类的科学先驱已经建立了科学体系的大厦上，中国人如果要有所作为，为人类科学体系做出贡献，中国就要有更多的科学家像牛顿、麦斯威尔等那样全心投入科学研究，为探索未知世界而不懈奋斗。

如果科学研究仅仅是一种职业，中国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再胸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中国科学家就很难做出“诺贝尔奖”量级的成果。

我在2016年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科技工作者应关注大问题”，讨论过中国科学界现在“狭隘于技术narrowly technical”——不少科研人员只关心自己本专业范围内的问题，对此外的事情没兴趣，以及“技术上狭隘technically narrow”——即使是自己本专业的研究，也是眼睛只看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事情。

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福井谦一（Fukui Kenichi）对那些有志成为科学家的青年们给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尽可能地开阔学术视野，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本专业领域；二是要培养预见能力，培养出敏锐的眼力，要能预测学术的发展趋势，并把握这些学术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话现在说给中国科学家听，非常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