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通过扩大减税支持战略产业发展

减少补贴后，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减税来支持战略产业发展。具体而言有两种方式。一是对政府确定的战略行业的企业进行“定向减税”，二是对所有行业的企业进行“普遍性减税”，使企业拥有更多自有资金，由企业自主决定如何发展战略产业。

应该说明的是，“定向减税”属于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中规定的对特定行业的“间接补贴”，仍然属于政府主导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容易被其它国家起诉并被世贸组织裁定违规；而“普遍性减税”则属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财政政策，不存在上述问题，应该作为减税的主要形式。

用“普遍性减税”替代针对特定战略产业的定向性直接补贴，来支持战略产业发展，其效果可能更好。原因在于：补贴对于企业而言，是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额外之财”，企业可能不太珍惜，导致使用效率低下；而减税后企业留存利润的增加，则属于企业自有资金，企业可能会比较珍惜，使用效率较高。

从本质上看，依赖补贴支持政府确定的战略产业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而通过政府减税、让企业用自有资金自主决定发展何种战略产业，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其效果会更好。

对于采用“普遍性减税”、由企业用自有资金自主决定发展何种战略产业，人们可能会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企业会选择政府希望发展的战略产业吗？这一疑惑的产生，本质上还是由于不清楚应该由政府还是企业来界定战略产业、主导产业发展。前文已经谈到，政府确定产业发展重点，与企业自主决定产业发展相比较，很难做到决策科学、效果理想。

这是由于政府在利润驱动、激励机制、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劣势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希望发展的战略产业，不一定是真正有发展价值的产业，其判断可能没有企业的判断准确。

第二个疑问是，战略产业多为新兴产业，投资大、风险大，企业有意愿、有能力发展这些产业吗？从发展意愿来说，新兴产业虽然投资大、风险大，但一旦投资获得成功，其回报率也很高，充满高利润的机会。企业以利润为直接导向，总会有企业能够敏锐捕捉到高利润机会，愿意承担相应风险，投资进行发展。风险投资在国际上发展很成熟，最近十几年在中国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就是明证。

从发展能力来说，由于风险投资可以集中很多投资主体，完全可以克服单一投资主体实力不足的问题，支持高风险的投资需求。

还应该看到，很多新兴战略产业，对于中国是新兴产业，对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是新兴产业。也就是说，中国与发达国家可能处于差不多的起跑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外企业同步发展，如果都依靠市场力量，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做得与外国企业一样出色。例如互联网行业，中外几乎同步发展（美国刚发明互联网不久就被中国引进），中国的网购与移动支付如阿里、京东都发展得很好，领先于世界。

再例如通信行业，中国的华为也做得很好，具有世界级竞争力。这些企业都没有受到政府的补贴支持。这就说明，中国企业有意愿、有能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中国可以依靠市场力量而非政府补贴发展新兴战略产业。

减少补贴扩大减税的阻力与出路

在现实中，减少补贴、扩大减税可能会遇到较大阻力，需要克服。

首先是政府的认识障碍问题。由于体制及历史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由自己来指导与掌握国家经济发展方向，通过征税将财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图、通过补贴去支持发展自己认为应该发展的产业。这在很多政府部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减税本质上是由企业自主决定产业发展，属于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不符合他们的惯性思路。

中国前段时间的的减税，被很多业界人士与学者批评为“名减实增”，并引发关于“桑弘羊之问”的讨论。著名财经作家刘明彦则发文表示，中国减税患得患失，根源就在于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

其次是政府的利益障碍问题。政府政策总是由具体的政府官员去实现的。通过先收税（普遍性）、后补贴（专向性）的方法发展特定行业，具体负责补贴规则制定与发放的政府部门官员，可以决定谁可以获得补贴、获得多少补贴，这会给他们提供巨大的寻租受贿机会。这就是前文所说的补贴带来的腐败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很难得到根除。一旦补贴改为减税，官员的这一机会就被彻底消除了。

因此，有业界人士指出，取消补贴等于削减政府官员的“兵权”，会威胁到相关官员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可能会极力阻碍这一改革。

消除以上两个障碍，需要民间、业界与学术界共同努力呼吁，推动政府最高决策层认知的变革，坚定对市场体制的信心与信任，破除利益集团的阻力，约束政府的权力，推进经济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这既有利于中国战略产业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中美贸易摩擦的体制根源。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依靠财政补贴支持发展战略产业的做法，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都不理想；今后应减少补贴而扩大减税，使企业依靠自有资金而非国家补贴，自主发展战略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其效果会更好，也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