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也即资本日益转向投机活动，势必挤压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这种挤压效应同时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遏抑消费增长。结果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走向系统性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投机活动聚焦于分配利润而不是创造利润，从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以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崩溃的方式爆发。

简而言之，金融化的逻辑就是导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续。

然而诡异的是在现实中，直到2007/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化确实是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是“掠夺性积累”，也即通过覆盖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抵消生产性投资不足对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

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是将原来不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性资源纳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夺，及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吸纳进来。这后一种积累途径，表现为世界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速度快于劳动力需求的扩张速度，构成所谓“逐底竞争”（即发展中国家竞相削减劳动者权益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趋势。

是自由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运作逻辑，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这对理解上文所述舆论形势变化、华盛顿建制的政策信条演变、世界范围的劳资对垒和各国发展模式建构等，都是必须。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深究。

（1）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经济展望》中承认全球化前20年世界发展失落，尤其是前苏联集团国家的“休克萧条”远离政策设定的预期、承诺。这种承认过失在随后因应实际经济情况起伏而时有浮现，至2016年旗舰刊物《金融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推销过度了？〉总结文章可说是达到高峰。

然而这种承认不仅是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为了掩护更根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信条。在新世纪至今，与华盛顿建制相关的政策和经济研究主题，诸如金融化的法律制度基础、市场与宪政、殖民地制度遗产等，终究也是为了服务上述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运作逻辑。

（2）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放弃革命而）决定改革开放、对接以至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就无法不面对作为后者的系统性运作逻辑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性，就不是简单的政策信条能否、是否选择的问题。因此纵使是独立自主如中国，直至今日的整个改革开放年代，其政治经济变革路径始终是为世界强制性与寻求自主发展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所主导。

仅就经济层面而言，2008年之前主导的是“富士康模式”（劳动密集和低工资模式）与“黄金时代模式”（资本深化和高工资模式）的竞争；2008年后主导的是“金融投机化”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竞争。

（3）上文对新自由主义的阐释，仅是聚焦于它的现实向度，即政策信条及其推行，并没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向度。然而既然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具有系统意义，它的意识形态内涵也就往往包装成普世价值来作为政治鼓动力量，极具魅惑作用。

而按照上文论述，落实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却往往是与价值本身相去甚远，所谓普世价值政治，实际上却是社会发展失落和人道灾难的代名词。而正是这种缺陷使政治鼓动者有机可乘，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成事之后推卸责任，说失落和灾难是现实的错，不是意识形态的错。

犹记得1990年代初苏联集团崩溃，普世价值政治达到顶峰，当时波兰、捷克、俄罗斯等的“理想主义改革派”对华盛顿共识无限信任，要不惜代价推动“休克疗法”改革。

而作为他们的老师和顾问的Jeffrey Sachs却是明白多了，明确指出这些政策严重欠缺经济学基础，强要推行的话后果严重；但是他自己却还是倡导强行推行，理由是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改革原来是要剥夺他们权益，所以要趁他们尚未醒悟，将改革推行至不可逆的地步。

作者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