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精英的焦虑感？

这些焦虑感是应该被理解的，更应值得相关方面的重视。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我党的奋斗目标”，焦虑出现本身就是问题发现的源泉，而问题发现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在某个侧面上看，本身就是精英焦虑感不断出现、接着不断被解决的过程。

相比于过去，有些焦虑的诉求是40年来一以贯之的，也与中央的要求一致，如对个人安全感的保护、深化改革的目标等等。但不得不说，焦虑的程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过去呼吁个人安全感，主要在于人身安全、生存底线，而现在主要集中在财富与社会地位；过去的改革诉求，主要是“只要改”即可，现在的改革诉求，则必须是“改得好”才行。精英层预期的提升，是目前焦虑感上升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当下精英的有一些焦虑感则是过去所没有的。

十多年前，人们未曾想到房价会增长数倍，企业经营贷款相对容易，“炒房”、“炒股”、“炒茶”、“炒字画”动辄赚数倍、数十倍，“粗放发展时代”的现象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一旦回归“新常态”，肯定会引发不适应。诚如有人感叹，“暴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靠“炒”而生财、靠“贷”而牟利的年代已过去。一些私企找不到新的盈利之道，与国企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下风，产生的焦虑感也是过去所少有的。

与此同时，全球化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系统性、理论化、全方位地提出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让知识、思想与理论储备不足的社会精英产生了对未来的迷惘，让习惯“搭西方顺风车”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与其说一些精英在焦虑，不如说是中国人集体对“如何当全球强国”的经验缺失。

不得不承认，由于近年来扶贫、环保以及反腐等政策的持续推进，“共享经济”形成的社会服务均等化，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正在出现相对缩小的趋势，相当多的普通老百姓幸福感是有提升的。但糟糕的是，精英层的焦虑情绪被互联网尤其是微信朋友圈、新媒体公号等放大后，正在像传染病那样向全国传播，形成金融市场的整体悲观，也正在蔓延至普遍老百姓的生活中。

21世纪互联网“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万一这种情绪失控，对中国社会治理造成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对此，中国决策层需要防范这种情绪的串联、共振，制订更周全的预案，以及缓解情绪的高招。

如何缓解精英的焦虑感

无论从历史规律，还是从全球现象的角度看，精英群体普遍是对国家发展最充满焦虑感。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曾全方位剖析，实现基本生活需求后，人们容易渴求地位，引发势利倾向，个人过度期望，崇拜更成功者，讨厌一些制约因素等五大因素诱发焦虑。德波顿的最终结论是，“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那显然是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无奈与沮丧。对于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缓解焦虑，还是有一些管用的解药。

第一，要让五年多来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医疗、教育、税收、养老、法治等与每一位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改革，真正惠及政策应覆盖的应有人群。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有“壮士断腕”式、对政府自身的突破性改革。比如，彻底裁掉一些无用的行政部门，彻底让一些民众呼吁多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入学难”、“看病难”得到了实质缓解，让民营企业家的税收得到实质减少，等等。

只有这样的“实质”改革，才能在全国普遍产生“提气”与“欢呼”效应。类似的改革，不在于说尽好话，关键是办些实事；不一定需要太多，一两项真正到位足矣。只有这样，社会焦虑感才会得到大缓解。

第二，要有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的国力报道。经过40年发展以及频繁国内外的交流，加之信息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已日趋成熟与清醒。国家发展是什么样，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一般来讲，绝大多数国民能接受政策的暂时失败与反复，却难以接受掩耳盗铃的欺骗与蒙蔽。真正的自信在于成绩的客观总结与对不足的真诚汲取。真诚是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最好方式。

中国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比世界多数国家都更能理解本国发展不易与艰辛。政府应善待并利用好这种民众的理解之心。虚心地接受批评，虚心地向世界各国学习优点，让民众看到政府不断求新、求变、求进的努力，社会焦虑感也会得到缓解。

第三，要在全球治理中要防止“大跃进”，在各项对外合作上取得实作为、巧作为，既不要给一些欠发达国家以“中国钱多”的幻觉，也不要给发达国家以“中国欲取代”的错觉。

中国“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中国全方位开放，也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内外统筹。对外传播要昂扬而不张扬，自信而不自傲。要让更多成功的“走出去”故事透明化、真实化、感人化，真正激发中国人进入“全球公民”时代的骄傲感与自豪感。

总之，这一轮的精英焦虑感是一次中国崛起真实度的社会检验，也是一次全民心理成熟度的触动。它正在检验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与不足，也在触动人们沉思“新时代”下中国未来发展步骤与节奏。相信焦虑感的缓解，将再一次推动中国的前行。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