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精英群体似乎处于集体的焦虑情绪中。在日常饭局、微信群与朋友圈、沙龙研讨、行文写作等各类场合，充满着对国家现状、社会发展的失落、困惑、悲观心态甚至批判、否定态度。

近期一篇所谓“私营经济离场论”在网络上被疯传，马云宣布退休引起热议，更是折射了“中国精英焦虑症”的一次集体爆发。这种精英的集体焦虑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势必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精英当前为何焦虑？

由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获取信息能力相对较快，一般来讲，精英群体对外界变化更敏感，对财富与个人前景的感知度更强，对社会发展的评价与话语欲望更积极。

每当在大变化、大改革、大失序的年代，精英往往是社会情绪最外化的表现者。这种情绪若运用得好，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大进步的积极力量；倘若情绪失控，则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作用。

通观中国目前的特殊现状，精英群体的焦虑情绪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改革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失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各地取得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与障碍。有的改革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高级黑”或“低级红”状况，或被有意识地走歪变形，或被无意识地机械执行，反正就是与此前各界精英的预期不符，甚至对生活、工作造成更大困扰。

更糟糕的是，一些中央正确决策被“空转”，甚至出现了“政策不出文件柜”、“文件套文件”的“改革打滑”现象。

一些人还担心党内民主是否还存在，市场经济是否要继续，互联网管治的过于严格是否还能让人说话等等。逐渐地，五年来对改革充满着强大预期的精英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望，一些人从失望到绝望，完全失去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二是对安全感未能充分保证的担心。五年多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相当大一批贪腐分子、违法分子绳子于法，赢得全民拥护，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精英关于“原罪”、“程序是否合法”的法理思考与讨论。“私有财产说没就没”、“谁没点把柄与问题呢”、“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成为一些精英恐慌与焦虑的重要心理来源。

更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反腐败斗争中的利益受损者、与贪腐分子相识而产生同情的人，容易扩大和散布国家机器对个人安全的巨大威胁，使得本应对国家机器威力的敬畏变成了莫名的恐惧。个别地方对税收的追缴，变向地加大了一些精英人士对财富安全的担心。时不时冒出某企业家、某女艺人数日未露面的揣测，更是加重一些精英人士对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恐慌。

三是对利益未实现快速增长的不满。五年多来，由于房价增速的相对减缓、股市异常波动与长期低迷、投资性收入的下降、国企限薪等复杂原因，精英阶层的利益没有出现此前多年来已形成惯性的高速增长。

近年来，一些民企由于此前未做好转型升级的充分准备，受“去杠杆”政策影响极大，经营压力陡增，破产、倒闭、清盘现象屡见不鲜。

外资撤走现象屡有发生。

时有公号文章惊呼，“失业潮”可能会来。加之“减税”、“减政放权”等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教育与医疗等日常社会服务与科技进步并未能出现实质提升。

这些改革缺失与以《厉害了，我的国》为典型的近年来过于浮夸的国力报道之间形成了明显反差，精英群体很容易产生预期落空的不满与逆反。加之美国经济、股市近两年强力复苏，两相实力消长，精英群体几年前的心气全无，丧气陡升，甚至哀鸿遍野。

四是对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的不适。

五年来，中国先后提出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量本土原创的全球治理“

中国方案”，积极主办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政党对话、金砖会晤、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为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所讲的、经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之后的“世界的中国”而谋划未来。

这些举措在中长期的效应可能会相当明显，但短期的巨大收益却不一定能看见。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贸易遏制、投资阻扰、经济对抗，甚至中美交恶的“新冷战”阴影开始密布，一些国人“溢美”、“恐美”情绪滋生。

加之境外媒体频繁报道“一带一路”受阻或投资失败的案例，逐渐地，对“大国外交”的不解与对“韬光养晦”的怀念成了精英的普遍心态，对“全球撒钱”、“过度扩张”的担忧也成为相当多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