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

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吸引了来自非洲54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国际社会对此壮举议论纷纷。西方舆论面对中非合作取得的成功，内心感受可谓五味杂陈，批评指责中国的言论也由十多年前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进阶到当下的“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模式不适论”。

总之，眼见中国在非洲取得的成功，西方政治精英从不认真、客观地思考中国非洲策略成功背后的原因，除了嫉妒、怨恨和攻击外，似乎还缺乏应有的道德冷静。那么，中国又缘何在非洲取得成功的呢？

首先，中非在各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即有相似的痛苦经历，也有相似的斗争进程。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过程中，中非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也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入侵非洲，对非洲大陆开始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1415年，葡萄牙凭借海上优势，占领与摩洛哥接壤的休达岛（Ceuta），开启近代西方殖民非洲的历史。随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六世在1668年把休达的控制权转让给西班牙，时至今日休达仍是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到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达到顶峰，约95%的非洲领土遭殖民掠夺、统治。直至1947年，非洲才有国家陆续开始独立，到上世纪60年代，大部分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标志着西方对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

19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巨额战争赔款、割让土地、建立租界、强逼开放通商口岸、建立殖民特权制度……中国由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完全废除一切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宣告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中国与非洲各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历程中，尽管选择的道路与方式有所不同，但目标完全一致，而且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最终也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中国同情、支持非洲的遭遇和斗争，非洲也同样视中国为政治上的可靠后山。毛泽东曾在1960年5月初会见非洲20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青年代表时说过：“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更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也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

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时期，尽管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但中国却从未想过利用非洲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而试图与非洲建立某种“盟友”关系。当时，一些受苏联影响极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上仿效苏联的国家，曾试图在中、苏两国间“倾向”中国，但中国并未接受。

中国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的理论和道路争论（内讧），特别是中苏争论，不应延展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不应该成为其他国家为寻求政治结伴，而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另一根源（外扰）。从这点上看，中国从维护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大局、从维护国际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出发，抛弃保全自身政治利益的短视和狭隘考虑，做出了有利于凝聚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权的长远和正确的政治决定。

中国对非洲正义事业的支持，也换来非洲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帮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1年10月26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决议。尽管没有证据显示毛泽东曾说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句话，但27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反映了非洲大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

其次，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不提任何政治要求、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不介入受援国国内事务，确保了中非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介入他国内部事务，对他国指手画脚，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最警惕、最忌讳和最不可接受的问题，而中国却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把经济合作早已深植于政治互信之中。

中国援助非洲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在自身经济状况并不太好的情况下，仍然尽其所能帮助非洲国家。1963年开始，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但援助的项目和规模仍极其有限。直到1970年后修建“坦赞铁路”等一系列大项目，中国对非援助才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坦率地说，西方国家从未因非洲大陆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放弃援助非洲，但因西方国家无法摆脱强烈的“宗主意识”，援助非洲总是加带条件。最常见的条件包括：由威权统治逐渐向民主选举政治制度过渡、建立并完善多党议会制度、重视并改善人权状况、释放“政治犯”、解除对新闻和言论的管制、建立反贪污制度、政府开支透明公开、受援项目必须接受检查等等。

这些条件是对受援国国内政治的深度介入，甚至夹杂在“援助”中的“政治献金”还左右受援国的政权更迭，例如，向亲西方政治势力提供资金支持以便对执政党造成压力，这让非洲受援国深感国家形式上的独立，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国家主权受制于人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