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作为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即使这种摩擦不以贸易战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其他摩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注定会长期化、复杂化，短期内通过达成一揽子协议来妥善解决的概率很低。既然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复杂化，那么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就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应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而非闭关自守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该通过依赖多边合作而非单纯双边对抗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应该按照预定计划来继续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应被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乱了方寸。

尽管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亮丽的成绩。然而自2008年以来，几乎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各种指标（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全要素生产率、民营企业投资收益率等）均在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意味着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种模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此外，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过去几年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的重要原因。而能够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与实体投资回报率的，唯有结构性改革。

在四年前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本届政府给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宏伟蓝图。例如，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关键词的国有企业改革、以使用权流转为关键词的土地改革、以市场化与开放为关键词的金融改革，以及对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部门等。过去几年，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与服务业部门开放的节奏明显慢于金融改革的节奏，这既是造成金融空转与金融资源脱实入虚的原因，也是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

因此，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金融强监管的努力。不出意外的话，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上得到控制之后，结构性改革就会如期展开。

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显著恶化。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会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削弱了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国内股市显著下跌。换言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均面临负面冲击。这恰恰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2018年第2季度起开始调整的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三难选择。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要同时实现控风险与稳增长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的政策指针正从控风险的一级朝着稳增长的方向在摆动。然而，中国政府必须要努力避免宏观政策的过度放松。一旦宏观政策过度放松，中国政府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努力就可能受到损害，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节奏也可能再次放缓、甚至暂停或逆转。

因此，保持政策定力，对中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未来冲突可能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把控风险、调结构的目标放在稳增长之前。事实上，只要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只要没有爆发系统性财政或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就应该适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而继续保持控风险与调结构的方向不动摇。

换言之，中国政府不应该被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乱了阵脚，而应该以我为主，继续推动系统性风险防控与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除了对内加快改革之外，中国政府也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适当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对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机构投资者的开放。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真正的国民待遇。

中国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市场对价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也有利于激励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政府应坚定地通过G20、WTO等国际多边组织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推动新一轮的贸易与金融全球化。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