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是两国关系大调整的一部分，也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全面较量。历次中美冲突，均以妥协收场。中国形成一种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中美关系会在遏制与接触、冲突与合作的两个端点间来回钟摆，在曲折中向前。这一次或有所不同，中美关系很可能无法在走向某个极点后再往回调，坏的可能更坏，好却再也好不过从前。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调整，冲突面将显著压倒合作面，不排除发生最坏情况。双边既有关系已然破局，再回首将是百年身。

在这一大背景下审视中美经贸关系，不难看出，既有关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商品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引进技术所面向的主要外部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有可能要加上欧日市场），很可能大幅收缩。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贸秩序也将发生巨变。

贸易增势难续

中美建交后，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从1980年的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360亿美元。随之而来，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从2008年占GDP的10%下降到2016年的不足2%。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从占GDP的6%下降到2.4%。两组数字对比，意味着两国对外部的失衡显著改善，但是双边失衡却在迅速加大。据美方统计，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同比下降5.5%，但2017年，即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年，又逆势增长8.1%，达到创记录的3752亿美元，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的重要导火线。

严峻的是，中美贸易逆差缘自结构性因素，改善起来挑战很大。美国处在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占比在13%左右，不得不大量进口，而中国现阶段还需要大量出口，尤其是中国整合了亚洲生产链，90%的亚洲对美出口集中到了中国。根据美日贸易摩擦经验，关税会在短期内抑制逆差增长，但中长期对逆差没有影响。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消费上升，进口需求旺盛。中国虽努力扩大自美进口，但短期内效果有限。摩根士丹利估计，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可能需要三年时间才会增加600～900亿美元，短期内农产品进口将增加，随后是能源。以均价计算，美国2017年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价值为43亿美元，与2,000亿美元的逆差削减目标相比是杯水车薪。另外，基础设施瓶颈也限制了短期内美国对华油气出口大幅提升。

如果双边贸易逆差难以有效削减，美国的关税措施就难以停止，摩擦也将持续，整体贸易关系将受到不断的重击，发展势头可能逆转。中国可籍此加快推进以供给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改善国内供给质量，扩大内需，减轻对美欧等外部市场依赖。

以资金、市场换技术前景暗淡

美国对外投资的金额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然而约80%的资金流向北美、欧洲和拉美，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占比在1.5%左右。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较快。中国吸引美资、对美投资，主要目的是引进或者获得技术和管理决窍。美国对此一直是警惕的。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2017年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显示，虽然中企在美投资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连续第四年继续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支持国会通过法案扩大CFIUS权限，新的限制措施对中国影响很大。根据荣鼎集团数据，2016年中企在美投资猛增3倍，达到46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势头逆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8年1月5日报道，美国监管部门从严审查以美国技术企业为收购对象的交易，导致2017年中国相关收购的规模总量大跌87%。根据美国迪罗基公司统计，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额从2016年的627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36亿美元。需要指出， 2016年直投爆增3倍是一种非正常增长，源于国内出现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出台措施限制对外投资投向房地产、娱乐等项目。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断崖式下降是双方政策收紧的结果。

美国监管机构正在收紧对美国技术企业的收购，以吸收先进技术为目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面临严格审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主要针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特别是针对未来将出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难以通过收购并购买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产品也难以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除美国外，德国等国也在制定类似限制措施，防止中国通过海外收购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将面临严峻阻碍。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技术封锁会给中国制造麻烦，但也会倒逼中国走自主创新之路。

货币“脱钩”势在必行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高达4万亿美元，现在仍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要想实现保值增值，需要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外部金融市场。全世界只有美国证券市场符合这一条件。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最大比例投向美国国债。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的大债主，对美国形成了某种威慑力。美国有关方面在2012年做过一个深度调查，结论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对市场的影响可以消化，在抛售过程中，中国本身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克鲁格曼也曾经指出，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大量投资美国债市，其实是掉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在1994年对货币制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确定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形成机制。挂靠美元等于提供了一套透明、可靠的货币制度，稳定了外贸预期，刺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它还帮助中国制定并完善了人民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稳定通胀水平。经过两轮改革，人民币汇率已不再单纯挂靠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美元在其中仍然占有最大权重。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收窄，外汇储备规模从被动增长变为被动收缩。外汇占款不再是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问题随之产生，目前货币发行主渠道是央行新创造的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创设于2013年初）、抵押补充贷款（PSL，创设于2014年4月）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创设于2014年9月）三大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些短期工具成本较高，未来还是需要开发国债这类成熟工具。人民币发行与美元脱钩，也使得人民币发行规则发生变化，新规则需要试错、纠偏，才能赢得市场信任，这需要时间。期间资本外逃的压力将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