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巨大不确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金钱原教旨主义不仅是资本的逻辑，而且更是深入整个社会的人心，是整个社会的逻辑。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用钱换生命，生命等于金钱，这是资本逻辑。那么，难道这不也是社会逻辑吗？每一次事件之后都不是资本很顺利地“安抚”了被受害者吗？有没有事件之后受害者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追求“正义”的例子呢？这当然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选择问题，如果是个人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不得不”的选择，因为一旦出现这类事情，权力便是经常站在资本这一边的，也希望通过金钱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演变成其他问题。

但不管怎样，出现了那么多事情，资本都能轻易用钱把事情搞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西方社会能够花（那么多年）那么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一个个人追求“正义”。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正义”意识的缺失，是资本赖以为所欲为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里就涉及到资本、权力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发达的西方花费了200多年的时间，而大多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面临无穷的问题。在西方，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理顺尽管有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因素，但主要是和民主化分不开。在民主化之前，资本和权力基本上是一体的，资本是权力的基础，社会一直处于弱势。但随着民主化的推展，政治权力和资本开始分离开来，因为权力逐渐从资本的基础转移到社会的基础。在早期，社会力量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但逐渐地社会力量表现为选票。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民主化过程，西方今天所确立的各种“权利”概念从何而来、如何实现？无论是福利制度还是监管（资本）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民主。不过，西方“一人一票”制度走到今天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精英之间互相否决，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东亚社会在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方面有不同的经验。这不难理解，因为东亚社会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文化传统上没有西方那样的“权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上，东亚社会政府和资本之间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关系，政府在东亚社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不过，东亚社会这三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实现平衡主要是政府的功劳。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传统的政治影响。

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即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在经济上，东亚社会政府的作用已经充分表现在“发展型政府”的概念上，就是说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除了市场，政府发挥了较之西方大得多的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权利的实现上，甚至民主权利的实现上，政治精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人们也发现，东亚社会那些成功的民主化，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日本精英们提问自己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以身作则，努力把文明推及到普通老百姓。同时，外在世界（主要是西方）所问的也是同样一个问题：日本人够文明了吗？有资格成为“西方”的一员了吗？所以，尽管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和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精英努力的目标是同样的，即“富国强兵”，但日本在“富国强兵”背后的则是文明性的提升和公民权利自上而下的实现。日本之后，其他东亚社会也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实现进步的。

反观今日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无论是资本精英还是权力精英，他们似乎都在率先甘愿自我堕落。他们不仅没有能力引导社会的进步，反而充分利用社会弱势的特征牺牲社会利益，而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是精英的问题，当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极其无助。西方也一样。在精英民主阶段，精英之间能够达到共识，无论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还是社会治理就很有效；但现在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

因为中国社会的精英没有责任担当，不仅不能奉献社会，而是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使得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自身、财富、国家的安全感到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体现出高度分化、隔离、互相仇恨、焦虑不安等特征，奶粉、疫苗和滴滴车等事件，给整个社会所造成的阴影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在金钱原教旨主义盛行的今天，精英们已经放弃了近代以来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进步共识，已经没有了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已经没有了进步和倒退的区别，已经没有了精英与责任之间的关联。不过，结局也是很显然的。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所证明了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