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座正在兴建的住宅大楼。（路透社）

马克思当年刻画了一个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马克思因此不仅呼吁被资本统治和剥削的人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其本人还投入了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云一时。

马克思之后，由西欧发始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一条是欧洲道路，一条是苏俄道路。到今天，人们知道尽管这两条道路都避免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但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这个转型当然是长期的，即使到现在还在进行。总体上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国家再通过税等政策为社会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福利社会因此也体现为规制型社会。自然，辅助欧洲资本转型的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俄道路则完全不一样。这个模式假定资本的本质就是恶的，因此彻底消灭了私有资本，而实行国家资本。今天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俄创造的概念。不过，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条道路没有走得通，它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来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但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之后会在中国再生。马克思批评西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即政府替资本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俄模式下，尽管国家直接掌握了资本，但因为彻底消灭了市场，国家资本演变成计划经济。资本在今天中国的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俄，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形态。

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组织，其语言、其行为、其未来的愿景，唯一得到张扬的便是金钱，似乎除了金钱，社会一无所有。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金钱原教旨主义”。自9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似乎除了赚钱是唯一可以值得努力的，做其他所有事情都需要承担巨大的不确定性。

的确，马克思还是对的，当金钱成为一个社会粘合剂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了。从早年珠三角的“血汗工厂”、山西煤老板的原始积累、层出不穷的奶粉事件，到近来的疫苗事件、滴滴司机奸杀事件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理喻，但又是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逻辑结果。

中国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形态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一切包括生命的价值都可以体现和转化为金钱的数量。正因为这样，各个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金钱关系，而社会各个层面的治理（企业和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也体现为货币方法，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数字管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难追溯到上述频频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根源。

无论是煤老板、疫苗厂家还是滴滴，他们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导致生命的损失；相反他们已经理性地计算了如果这样做能够赚多少钱？如果发生人命案件，会赔多少？不管如何，如果减去赔人命的钱之后其利润还是极其丰厚，他们就会无所顾忌地去做。在今天的中国，对资本来说，人命只不过是一个能够轻松负担得起的“事故”而己。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更表明政府的监管出了问题，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资本的全面“异化”。这里首先涉及到政府监管权力的不作为。政府权力失去了其存在的本来目的，演变成为“为了存在而存在”。政府权力理论上说是公权力，就是为了大众而存在的权力。在最基本面，政府权力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法律与秩序。但实际上怎么样呢？简单地说，政府没有监管能力。本栏上周讨论过，在中国，政府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监管者。只要政府是唯一的监管者，那么监管肯定无效甚至失败。

这里更重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关联，或者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对非常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在权力面前，资本似乎什么都不是。在企业界的各种事件爆发之后，一旦政府介入，最庞大的资本也得败下阵来，资本是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权力的。但另一方面，当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或者权力成为资本的坚强后盾的时候，资本所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也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一旦权力纵容资本、为资本推波助澜，就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为所欲为。这里，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逻辑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奶粉事件还是疫苗事件，都体现了权力与资本的关联逻辑。

不难理解，一旦权力需要资本的时候，资本就对权力构成了制约。企业出了事情，资本就能借助权力，轻易把事情搞掂，好像事情没有发生似的。在上述所举的所有案例中，在“危机”最终爆发之前，都早已经出现了各种“小危机”，而资本都能在权力的保护伞下“化解”危机，因此等待着的只是更大的危机。

更值得探讨的是资本具有了可以让受害者“愿意”二次受害的能力。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危机，资本必然遭最深刻的谴责，而受害者得到最广泛的同情。这是人之常情，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其他社会更有可能吸取了教训，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再重现，但在中国，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等待着同样的历史场景的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