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要官媒《人民日报》8月9日发表了重要评论《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其核心观点是：“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美国当年遏制苏联、日本，就是如此；由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无论怎么做，美国都会遏制中国崛起，这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

这篇评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官媒以及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对当前中美贸易战乃至中美严重对抗的认知。

笔者认为：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位国家（当前为中国）的认知，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历史上的美苏冷战与美日矛盾，都不能证明这一点；当前中美贸易战与中美对抗的浅层与深层根源，也不能从这一角度解释；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向。

一、“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的理论依据不充分。“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的认知，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两者的矛盾“多数”最终通过战争解决，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战争。

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总结出：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包括1914年与1939年因德国取代英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为取代欧洲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地位，而发动的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以从西方手中“解放”亚洲各国为名）。他还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来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但是，无论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修昔底德，还是其发扬者艾利森，都只是强调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发生严重冲突（通过战争解决）的现象，在统计上看可能性较大（“多数”或11/15），而没有强调或论证其逻辑必然性。

从历史事实看，也的确有大国关系没有经历这一陷阱。最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末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时，两者并没有经历战争或严重对抗。

从规律上分析：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严重对抗甚至战争）的例子中，至少其中一方是非民主化国家，例如前面例子中一战与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日本；而当两国都是民主化国家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例如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时，由于两国都已经是民主国家，就没有经历严重对抗。

笔者认为，这一观察更具有逻辑与理论说服力。当事两大国中有一方为非民主国家时，其专制领导人想当“世界老大”的愿望，一般而言会比较强烈，且会通过控制舆论、激发民众的这种民族情绪。

而一旦其成为“世界老大”，由于其控制他国的欲望较强，对另一个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的威胁都比较大。因此，两国发生严重对抗乃至战争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而当两大国都是民主国家时，由于言论开放、民智开化，民众一般会注重追求自身的发展与改善，而不会将本国是否能当“世界老大”作为刻意追求目标。而由于政府由民众自由选举产生，政府也不会有很强的霸权企图。而且，由于它们都遵循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谁当老大，也不会对对方构成致命威胁。

因此，两国的竞争有可能在公平友好的情况下进行，而不会发生严重对抗与战争。

总之，从理论上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并不必然成立的理论假说。以此来论证“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理论依据不充分。而且，中国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告诫中美两国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官媒之一，为何还要以此作为论述两国关系的基础呢？

二、美苏冷战与美日矛盾不能证明“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确千方百计遏制前苏联的对外扩张以及与此相关的内部发展（对其实行武器与高科技产品禁运）。应该说明的是，当时的苏联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的确位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实力不及日本，并非世界第二。

更重要的是，美国遏制苏联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政治影响力位居第二，而是因为苏联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与美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两者必然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发生冲突（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论”，只不过是缓和气氛的幌子而已）。

因此，美国遏制苏联，是对“敌人”的遏制。如果军事、政治影响力位居第二位的是与美国体制相同的日本或德国，美国基于维护自身老大地位的考量，可能也会对其有一些防范举措，但绝对不会采取对苏联那样的全方位遏制措施。因此，美苏冷战不能证明“美国必然遏制全球第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