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在局部的相对过剩乃至泛滥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令人称奇的经济现象。可惜的是，资本涌入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可能创造出“金融难民”。原因之一是资产价格的不稳定。2015年，A股指数在15个交易日内下跌了30%，总市值蒸发26万亿，人均账面财富被抹去了50万。2018年初，A股总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再次蒸发了5万亿。

随着近年来股票市场的下行、债券市场的违约率抬升，大量基金和信托产品保本艰难，许多基金经理表示压力山大，猝死和跳楼的概率远大于社会平均水准。

至于风险资本涌入的所谓高新技术和新经济领域，许多人套取民间资本和套取政府补贴一样驾轻就熟。就连一枝独秀的房地产领域，也正因为木秀于林而风必催之，凭什么只有房产价值还没下跌？事实上，假如房地产大跌，这不仅会创造数以千万记的金融难民，中国经济也会跟着伤筋动骨。

另外一拨“金融难民”来自于投资理财陷阱。积累了一些财富的人总希望财富能够保值增值，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需求本身却成了投机者眼中的肥肉。2018年7月份，杭州的黄龙体育场和江干体育中心成为了P2P投资人的难民营，成千上万的投资受害人聚集在这里等待着没有结果的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络金融项目、数字货币项目，专为有钱人设计的陷阱多的防不胜防，许多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金融难民”。收入差距越大，资本就越贪婪，局部市场的资本越过剩，金融骗局也就越多。

房租暴涨、消费降级与“金融难民”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源头的三条支流，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收入结构的恶化就是其源头。这三种现象直戳当下社会的三个痛处：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金融乱象的增多，进而引发很多社会性问题。

缓释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是帕累托改进的方法，即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避免劫富济贫的过度发生。正如1990年代中期做的那样，使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提高，但穷人收入提高地更快。而现在，中国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阵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来拉近贫富差距变得更加艰难。

以下几点是迫切需要的。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大幅减税，税制体系本身则需要尽快从流转税转向直接税，以便在微观企业层面增加经济活力。还要完善加固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网，重新拾起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理念，尽可能地保证收入下降的群体能够支出软着陆。稳定经济、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政策预期也尤为重要，朝令夕改或者一刀切式的政策必然带来资本的大进大出，没有长期预期的资本也必然投资盲目。

2018年如何度过，或许将直接决定中国的未来20年，可谓节点关键、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