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房租暴涨、消费降级与“金融难民”是一个源头的三条支流，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收入结构恶化就是源头。

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居民消费数据还是在15年前的通货紧缩时期。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同一时间，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已经超过2015年的全年水平。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

两个极难作假的数据，却指向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社会收入的加速分化，正在让经济社会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脆弱性。若将时钟倒转20年，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市场经济在城市当中的确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收入结构的改善阶段，收入最低的阶层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改善机会。平均每年2000万新增农民工涌入城市，是他们肩挑背扛出了中国的城市化，才有了城市的繁荣，才有了中产阶级的兴起，才有了经济社会的稳定进步。

但是社会收入结构的改善从2011年出现了转折，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2%迅速下降到2017年的6.4%，还比不上当年的GDP增速。也正在2011年前后，城市岗位空缺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首次超过了1，到2017年底增加到平均1.22个人竞争1个工作岗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愈加乏力，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就业机会大量减少，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逐渐固化。

为了把握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年轻人只能选择向少数几个中心城市流动，只有那里还尚存着收入增加的一线机会。这是近日北京、成都天府新区等地房租暴涨的根源。即便没有抬高住房成本的土地出让制度，即便没有资本对租房市场的先知先觉，少数一线城市的房租上涨也几乎是一件确定性的事件。

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在自我强化，房租的上涨也仅仅是个开始。凡是年轻人集中流入的城市，其衣食住行成本都有快速上涨的风险。

那些率先持有资产的富裕阶层、盯着市场打转的资本，以及因成本上升而被迫涨价的产业，看上去正从那些急于跨越阶级的年轻人身上无情“吸血”。但是无关乎道德，每个收入结构分层开始恶化的社会都似乎要经历一段这样的过程：年轻人为了获取更少的社会资源而要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与之对应的，是大多数没有机会使得收入再跨一个台阶的人。

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消费降级倾向。瞄准低端消费市场的拼多多取得了成功，不过是其满足了消费降级的社会需求，这和高大上的企业道德、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素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

而另一方面，在2000年左右开始工作的中年人却享受了完整的社会收入上涨阶段，他们大多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由于税率的累进性而带来了个人所得税数据的一路高歌猛进。

那么，那些完成了收入跃增、阶层上升的人们就真的从此安全了吗？收入分配的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脆弱性，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保卫财产，和获得财产一样艰难。加上经济周期的下行，“有产阶级”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空前高涨。所以人们才看到，个人财富达到几千万的人仍然通宵睡在马路上只为了再次买房摇号，名目繁多的理财、基金、信托资金纷纷流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有动辄数亿的PE、VC投向了仅有几张PPT的空中楼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