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亮

在8月6日《联合早报》发表的《贸易战期间中国必须封堵金融隐患》一文中，笔者已解释中国在贸易战期间的头号金融隐患，是源于上届人民银行行长近年偏离了原来的汇制设计，以至在2015年至2017年消耗掉大量外汇储备后，还是阻止不了“资本外逃→人民币汇价暴挫→股市再暴挫→资本再外逃”的恶性循环与金融动荡。

近期人民币和中国股市屡创新低，也是源于此汇制设计上的偏离。

北京宜督促现届人行领导纠正此重大偏离与隐患，才能有效控制人民币汇价，避免股市过度下跌，及后续更严重的恶性循环：最有效的措施是封掉各主要被滥用作资本外逃的渠道（包括前文所述及的其他渠道），以及以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废掉为祸极大的香港人民币期货市场（见下面讨论），确保中国有足够的资本管制能力（即一定的短期资本账项非自由兑换）。

文章亦以国际宏观经济学内的“三元悖论”，解释有了此资本管制能力（即封了资本外逃的主要漏洞），即使人行在贸易战期间透过大量货币增发，甚至另一轮量化宽松以支持股市、债市和经济增长，也不会造成上述“资本外逃→人民币汇价暴挫→股市再暴挫→资本再外逃”的恶性循环，确保中国将可在此贸易战立于不败之地。

其他金融隐患和可行措施

上届人行和中国证监的其他失误，是未经严谨论证就容许影子银行急速发展，和错误地推动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过度发展，以至现届政府须“去杠杆”以消除金融隐患；而去杠杆就必定造成相当的债务违约和股价下挫。

虽然去杠杆长远必须做，但现在会协助引发上述和其他恶性循环，及使经济雪上加霜，宜暂停去杠杆。如前所述，只要封了资本外逃漏洞，确保中国一定的资本管制能力，人行可在毋须忧虑人民币汇价的情况下，以大量货币增发来支持股市、债市和经济增长，即使现在杠杆过高，也不至即时造成问题。当然，贸易战后中国仍应重启去杠杆。

中国现在也不宜重启股指期货，并应废掉为害甚大的香港人民币期货市场（可用行政手段或如下经济手段：透过极高按金比例使成交额大幅萎缩至足以饿死此市场），笔者过往文章已解释中国设立这两个期货市场的利益甚少，但为祸极大。

上届证监和人行的推动理据亦相当偏颇（没有讨论其所涉宏观风险、高杠杆的期货买卖可诱发恐慌、资本外逃、拉动现汇价和股价至严重偏高或偏低水平，和对普通投资者的可能伤害）。

以新加坡为例，当年在新元国际化的论证后，就决定不设立新加坡股指期货和新元远期汇市给投机者炒卖。这两个决定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其他外部金融危机时，就起了保护新加坡的作用。

亚洲金融风暴受灾国，则因未严谨经论证就本着人有我有的心态设立这两个市场，以至因此受到重创。上届人行和证监也因同样失误，在2015年至2017年协助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流失，和汇率及股价暴跌。现届人行和证监宜以此为鉴。

虽然人民币和股市跌了不少，但也正是这些调整使其处于更安全水平，较低的人民币亦会协助提高中国出口竞争力和抵销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使中国更能打一场持久战。

相反，美汇（和美股）现在虽强，但其负面影响（如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会随时间逐渐浮现，以至贸易战越是旷日持久，美国越难在此持久战胜出。

因此，中国可轻微帮助其汇价和股价回稳以避免不必要恶性循环，但也宜在封堵资本外逃漏洞的前提下，对早前汇价和股价的调整乐观其成。

在贸易战时期，中国须推行经济刺激措施，如上述货币扩张或多个一次性财政刺激（前提是不要造成结构性财赤），以避免经济严重衰退及其引发的恶性循环（如资产价格急跌所造成的银行拨备急升及后续金融风暴）。

房市方面，政府切忌放开压抑房价措施以刺激房市和经济，否则房价随时急升，那时房市泡沫就更危险和更难处理。

相反，政府可大量提供远低于私房价但又具相当利润的“夹心阶层房”予合资格国民认购。

由于具相当利润，在不会造成财政压力之余，地方政府亦可因利润分成而具推动的积极性（过往推经适房不成功就是忽略了此积极性）。由于可以远低于私房价一圆置业之梦，中国国民在抵受贸易战煎熬之时，亦可实实在在感受到政府的好意与关怀，以至会誓死陪同政府打完此持久战。为加快进度至能及时刺激经济，和避免政府需投入大量资金。

政府可考虑境外发展商预售楼花手法，如先收购房者两成定金，以该批资金完成地基工程后，向发出房贷银行申请发放两三成款项完成第二期工程，再以此向银行要求发放下一批款项，直至楼盘完工和收取尾款为止。由于中国国民对合理价格房子的需求极大，此一措施在贸易战期间，足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亦可长远解决高房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