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政府和企业而言，要想真正融入全球经济，除了继续扩大开放，严格落实那些明确的量化指标之外，至少在产权，尤其是企业产权和社会的法治化程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需要改进的空间，包括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让企业基于产权而不是政府的支持庇护获得主体能力，培养政府和企业遵奉法律来行事的意识，真正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等。

当然，这些问题全都触及体制的深层。从历史经验来看，以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这样层次的改革只有在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借助外力的倒逼才有可能真正推行下去。贸易战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它或许正是那个“外力”。

从外部来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选举考量，兑现“美国优先”承诺，强化实体产业等，相对重要的一点则是美国作为全球价值供应和公共秩序维护者角色的弱化，这是金融危机、茉莉花革命走向失败和全球多极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战略调整更多是出于美国自身的需要，与中国发动贸易战，是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份量太重，背后并不存在贸易战逐步升级成政治冲突，乃至发生战争的逻辑。美国与多个国家同时都发生了贸易冲突。

所以，从总体和长远看，这次贸易战是可控的，问题主要在于控制的方式和时间，它不会颠覆中国的发展轨道。同时，随着美国在全球公共领域里的收缩，中国反而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所使用的手段，主要是利用自身的综合优势，抛开国际多边机制，在双边架构中逐个向对方极限施压，意图在局部空间里让对手分别屈服，同时还使不同对手相互之间陷入囚徒困境，无法形成有效合作，最终让美国获得巨大收益。这种手法既是对自身优势地位的滥用，也是对现行贸易秩序的公然破坏，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更是打破了稳定预期，必将增加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

虽然有效的贸易机制能够避免零和博弈，但中美两大市场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显然是存在的，美国市场不确定性的上升，无疑意味着中国市场吸引力的增加。

所以，贸易战纵然来势汹汹，但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智慧，加上高明的手段，完全有机会把这场贸易战转化成一个当期受损、长期受益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

表面上看，此次贸易战只是由美国发起，并且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个性色彩，似乎也并非针对中国一个国家。但实质上，重商主义、非市场行为和没有兑现入世承诺等，是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一致指责，以至于中国很难在这场贸易战中找到一致行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