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所造成的破坏自然不容小觑。但从更立体、更长远的维度来看，这样级别的贸易战对中国也有很多正向作用。

贸易战充分暴露了中国的经济软肋和产业结构中的致命缺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具有纠偏和警示效果；同时也促使中国社会从上到下进行自我审视，对自身的技术能力、产业结构、市场模式，乃至发展进路等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有效遏制了近段时期不切实际的夸大宣传、自我膨胀等各种不良势头，有助于减少浮躁和盲动，重回务实和理智。如此等等，自不待言，但贸易战带给中国的正向作用还不止这些。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增长而且相对平稳的状态。对于个中原因，除了人口红利和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显性因素之外，背后还有哪些成因，争议较大。尤其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产业政策的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当前中国市场已经走到人口红利几近消失的当口，贸易战则让助推经济快速增长的外在环境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经济及其发展模式而言，无疑是一次全方位的“压力测试”。这次“测试”既不是内部模拟，也非体制力量所能有效控制，与借助金融手段就能有效缓解的历次“金融危机”完全不同。所以，贸易战能够真正检测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充分展示影响经济增长各因素之实际效用，让各种经济手段的优劣良弊暴露无遗，为制度改进和路径选择指明方向。

贸易战显然打乱了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既定步骤，但也并非尽是负面影响。贸易战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实施产业升级和拓展国内市场的必要性。这会强化“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落地实施，加快金融资本利润转移和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此外，美元加息和美国对进口货物加征关税，强化了人民币下跌的预期。

这种预期某种程度上与“去杠杆”所要求的货币政策导向形成对冲，反而减轻了央行主动缩表的压力，也有利于本外币市场干预机制的持续改进。

更为重要的是，贸易战将促使中国政府和企业重新认识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放融入，引进资本，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拉高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是新兴市场国家振兴经济的基本路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前的阶段，这套逻辑都是适用的。主要是因为此时这些国家以中低端产业为主，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与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分工互补，可以各得其利。

权衡之下，文化、价值、体制、市场模式等问题，都可以搁置不问，有利于这种秩序的国际贸易规则，也为各方所一致推崇。

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所有经济体都会觊觎高端产业的超额利润，以及先进技术所支撑的强大国力。发展中国家会选择产业升级和打造高端产业，导致原有的分工秩序和利益格局受到挑战。而发达国家必然会实施遏制，强调和维护自身在政治、经济、技术等领域里的优势地位，努力保持对高附加值产业的垄断和高额利润的占有，为此而不惜采用贸易战、修改贸易规则、战略掣肘等各种手段。可以说，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才是一套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

当利益格局的变化明显偏离一方的预期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成了伪命题，分工合作能否继续就不再取决于产业结构，而会更多地触及市场模式、战略需要、体制、价值观，乃至历史传承等领域。中美之间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即使回到奥巴马时代，或许没有简单粗暴的“贸易战”，但却必定会有目标明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之下，至少贸易战的道德站位低了些，因此应对的难度也就小一些。

表面上看，此次贸易战只是由美国发起，并且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个性色彩，似乎也并非针对中国一个国家。但实质上，重商主义、非市场行为和没有兑现入世承诺等，是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一致指责，以至于中国很难在这场贸易战中找到一致行动人。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指开放的市场和统一的规则，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

事实上，文化、体制、对贸易规则内在精神的理解等，都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或一家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形式上是否合规对于判断它们是否执行了贸易规则纵然重要，但所奉行的商业理念、诚信程度和行为方式等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