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变成一个顽固的霸主的认知，使得中国对美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相对应的美国则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是基于期待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后，会走美国式样的民主体制，在国际事务上，则融入和支持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美国期待的变化。

相反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商业行为、外交姿态越来越挑战现有秩序，而且中国的国家体量、人口规模、经济影响，将可能会对亚洲甚至其他地区的新兴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可能从根本上重写现有国际秩序，这些都让美国对中国的感到失望，进而对过去的接触政策感到高度怀疑，并且对华外交的耐心剧减。

避免“自我中心主义”的认知固化

从历史来看，美国在冷战中对中国和亚洲的认知，主要源于“美国中心思维”的认知框架。美国对于亚洲地区在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及非殖民运动本身的生命力和巨大力量不敏感也认识不足，误认知共产主义中国是亚洲战后混乱的推手，应该说错误地认知了战后亚洲国家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力，也错误地定义了敌手。

正因为这些误认知，美国采取了错误的战略，通过组织军事同盟网络来对应共产主义的扩张，造成了地区分裂。

战后亚洲的问题主要是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而美国却把共产国家的武装侵略定义为主要敌人，组织类似于北约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问题是东南亚当时国家建构都刚起步，怎么可能组成一个国家间军事同盟，结果这个组织最后失败告终。

在越南战争陷入僵局后，一直反共产主义的尼克松，一方面推动了中美之间关系解冻，另一方面继续将越南共产主义作战，这种戏剧性变化反映了美国对于亚洲的共产主义的认知的混乱。

同样，中国在冷战中对美国和亚洲的认知，似乎同样存在着“中国中心思维”的认知框架。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后，美国没有对中国展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以真诚回应，导致中国失望以及对美国的对华意图的认知日益恶化；

但另一方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以及东方阵营的崛起，让中国开始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边，等到中国更加强大后，美国就会主动来改善关系。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外交出现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严峻局面。外部环境的恶化对国内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又激化了中国的对外行为，文革中一度造成了国际孤立的困难局面。

反观历史，大国同样会犯错误。战后，美国首次成为世界性超级大国，担负着领导世界重建战后秩序的责任，但在对于各个地区的历史演变、民族主义、社会力量的理解不足，智力支持不够的情况下，在战后迅速发展的国际关系变动洪流冲击下，显得经验不足和手法简单，有时候单纯地认为世界上冲突，都可以用军事办法得到解决或者遏制。

同样，中国在战后首次结束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半殖民地社会，重新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后，一方面高度珍视得来不易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同情世界的非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在看待国际关系的时，似乎同样也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倾向。

中美双方都很清楚合作则两利共赢，冲突则两败俱伤的道理，但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的演进，并不一定按照美好愿望进行。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度过险滩升级发展。

除了利益的相互依存，国际机制的作用外，也是双方在对国际秩序，双边关系认知，以及自我认知重建上的共同演进的结果，现在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可以说再次遇到了双方是否能够主动和前瞻性地克服认知混乱的历史时刻。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