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今年6月底发布的评估报告中写道，中巴经济走廊能够为巴基斯坦带来急需的就业机会和投资，但其中一些项目也存在加剧走廊沿途的社会分歧和政治紧张的风险。

这份长达34页的报告，结合实地调查、访谈与学术文献分析得出上述结论。报告援引一些巴方高级官员和商业人士说法称，巴国内有舆论担忧，走廊项目对中国投资者保证的回报偏高，而这可能加剧当地社区的不满。

该报告以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为例，这个人口不足10万的边陲渔村，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已吸引了来自中国数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但上述报告称，当地电力、饮用水短缺和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依然严重。

据报告描述，为了给中国的投资项目提供安全保护，巴政府的安全人员严格控制当地渔民的活动，令渔民生计受影响。另外，由于贫穷的俾路支省的劳工被普遍视为素质较低，瓜达尔港的建设工程招纳了大批来自富裕的旁遮普省的劳工，而本省的居民却没法就近分享足够的务工机会。

在拉菲克看来，就目前而言，评判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给当地经济民生带来何种影响，尚难以下定论。他举例道，一方面，巴基斯坦的供应商还没有得到他们期望从走廊项目中获得的大批采购合同，“许多原材料仍进口于中国”；但另一方面，承建走廊项目的中国企业也在为巴基斯坦的劳工提供培训，输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无疑有利于提升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巴中学会执行董事赛义德则强调，至少在巴基斯坦政坛，政治光谱从左到右的政党都具备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经济不景气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是一个关于繁荣、进步、未来和人民福祉的项目”。“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项目把大家都团结到了一起，而不是如批评者所说的，项目‘制造和加剧了紧张’。”

在赛义德看来，中巴之间的商业协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双边谈判才最终敲定，而非由一方单独主导决定，因此称走廊项目偏向于中方利益并不准确。他同样以瓜达尔港举例说，该项目的合作协议是基于“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签署；尽管按照国际通例，项目初期收入的91%都归于作为运营者的中方，但40年后港口的经营权仍会归还给巴方，“这（对巴基斯坦）怎么能是坏事呢？之前的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根本没有对港口进行任何投资，但现在港口的商业运营终于启动了。”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还提到，由于巴国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省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长期存在利益争端，走廊项目也面临因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而加剧这些紧张关系的风险。由于这一中巴合作的重大项目，最早是由穆斯林联盟领导的巴中央政府与中国方面敲定；巴地方政府担忧，除了作为穆斯林联盟传统大本营的旁遮普省以外，其他地区或难以从项目中获益。

拉菲克指出，在2016年12月举行的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协调会上，来自巴基斯坦四个省份的首席部长均有列席，并已暂时缓和了矛盾。经过这次会议协调，所有省份的基础设施项目，也都被纳入到了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规划当中。

不过，他也提醒称，鉴于当前巴基斯坦面临严重的外汇短缺和高企的债务风险，即将上台执政的新政府若要向IMF寻求纾困资金，或不得不采取措施节省开支，“因此我猜测，许多小省份的走廊项目，尤其是那些需要巨额补贴、商业可行性较低的项目，很可能拿不到启动资金。这意味着一些地方上的不满情绪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的若干项目面临当地反弹意见的原因包括：政策制定过程不够透明，对当地的关切未能给予足够重视。报告称，走廊的远景规划主要由中巴双方的中央政府制定，地方领导层、企业或民间社会参与较少。直到2017年12月，这份协商达成的规划才对外公布，但公布的却只是一些概括性的内容，且当时一些项目的核心内容早已启动。

“如今，巴基斯坦即将产生一个新的政府，这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机遇。通过一定的调整、而不是全盘推翻，这一项目能变得更加具有双赢性质，也更利于巴基斯坦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拉菲克指出，在日后涉及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谈判中，中巴双方都应与地方领导层、次区域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更广泛和有效的沟通，全面评估政治与经济风险，确保利益在各方之间公平共享。

与此同时，中方也需要更好地平衡短期与长期利益，在为中国投资者争取最优条款的同时，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巴基斯坦本地的“造血”能力，“什么样的投资才能让这个国家未来有能力偿还中国的贷款？以及让中国的企业接触到更为广阔的市场？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不得不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