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80年代后对外开放的核心与重心，是对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开放，引进它们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与之相适应的对内改革即市场化改革，本质上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体制模式。这一开放与改革，是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因。如果中国与美欧日关系的整体基调从合作走向对抗，那就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态势，进而影响国内的改革，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这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三、中国应该转向“联合亚非拉”吗？部分人士可能会说，除了美欧日，中国照样有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朋友，照样可以对世界开放，甚至可以与其合作对抗美欧日。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组织等国际合作计划或组织，其针对的主体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排斥发达国家参与）。

除了有加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考量，显然也有扩大国际影响力、拉拢相关国家抗衡美欧日的战略考量。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的本质、核心或主体，是面向美欧日发达国家，还是面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并非完全没有“开放”。中国当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朋友，也是对它们开放的。但这些国家既缺乏广大市场，可与中国形成很强的贸易互补优势，也没有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体制模式可供中国借鉴，相反却要依赖于中国的大量援助。

如果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关系走入僵局，转而将开放重心转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岂非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

至于部分人士期望联合亚非拉国家来抗衡美欧日，这就更不现实了。首先，这些国家的实力都较弱，即使所有国家联合，也无力抗衡美欧日。其次，这些国家绝大部分都赞同美欧日的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模式，即使不赞同，也希望更多地对美欧日开放或从其获得援助，而不太会与中国结盟、抗击美欧日。而且，与亚非拉国家结盟、对抗美欧日，这与改革开放前的外交模式有何根本不同？

总之，中国应该慎重思考的，是更应该加强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并通过自身改革、融入发达国家体系，还是应该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联合，甚至组成另一个体系、与发达国家对抗？尽管中国可以宣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美欧日与亚非拉的开放可以同时进行，但对外开放、对外联合的主体对象应该是什么，需要进行慎重思考并加以明确。

这一问题，在邓小平时代本来已经解决，但目前需要中国决策层重新加以明确。

作者是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尽管中国可以宣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美欧日与亚非拉的开放可以同时进行，但对外开放、对外联合的主体对象应该是什么，需要进行慎重思考并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