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贸易战，中国第一步要做的是封堵或处理好它在金融领域的隐患，才可立己方于不败之地。（法新社）

根据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必然引起现存大国对其霸权可能因此消逝的忧虑甚至恐慌，以至最终导致两国间相互毁灭式的长期战争。对相信此一论述的人，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就不是贸易战，而是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争霸策略。

随着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接受中国的让步方案和缺乏兴趣再谈，提速额外2000亿美元关税的咨询工作，近日特朗普及其幕僚一系列具连贯性与策划性的国内言论和宣传，也为此看法提供一定佐证。

而作为关系到十数亿人口福祉的中国领导人，也须在“不想打”的前提下，开始为此最坏情况持续作出须要打一场持久战和“以战止战”的准备工作。不用打当然最好，但也不宜过度期望贸易战打到美国中期选举前就会妥协，否则可能会因低估形势，而使中国到时陷入一片慌乱与失措。

还须指出的是，由于大国一般具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承受能力，若两个大国真的开战，前者（大国的影响力）将意味战况会相当惨烈，即使是贸易战也可以用“见血、见肉和见骨”来形容，而后者（大国的承受能力）则意味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加上大国自有足以影响胜败的将才，不到最后也难知胜败。

较弱的一方若能善选人材封好己方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隐患，继而攻守有道（知道那个经济环节可攻、那个环节不可攻），最终可能会以弱胜强；相反，较强的一方若过早地以为己方必胜，再加上高层幕僚忌才，将会犯下骄兵必败的大错。

封堵汇率制度中的重大隐患

面对贸易战，中国第一步要做的是封堵或处理好它在金融领域的隐患，才可立己方于不败之地。作为中国2005年汇制改革的原设计者，笔者将解释中国现今的头号金融隐患，其实是上届人民银行行长偏离了原来的汇制设计，以至才会在2015年8月因被“有心人”在之前的股汇攻击，而引发“资本外逃→大量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汇价暴挫→股市再暴挫→资本再外逃”的恶性循环，近期人民币汇价下挫和中国股市下挫，也是源于此汇制设计上的偏离。

若中国不修改此隐患，轻则未战先乱，重则贸易战头一两个回合就已败阵。

要了解此点，容许笔者先解释当年定下的汇改设计、人民银行早期的成功采用和其后的偏离。在2004年至2007年的百多篇汇改设计文章中，笔者先以国际宏观经济学内的“三元悖论”，解释—个经济只能在一、资本自由流动；二、独立货币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能力）；三、控制汇率能力中三择其二。

若选了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汇率可被过多资金流入大幅推升至该经济难以承受的水平，也可被过多资金流出引发汇率危机。

考虑到中国当时必须控制汇率升幅（现在则是控制汇率跌幅）和控制货币供应，以达至内部平衡（即接近完全就业与低通胀），笔者当时就建议了如下的过渡期汇制设计：必须维持当时的资本控制（即短期资本账项非自由兑换），在维持独立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以每年1%至2%的缓慢升值走出当时8.28的固定汇制，避免了美国的“靠害要求”的同时（一次过大幅升值会中了“震荡式治疗”陷阱，造成经济系统内的协调失败，出口企业即时大量倒闭和后续经济严重衰退。

而每年3%至5%的升值率会吸引大量投机流入，造成过多货币供应和后续资产泡沫，直至重陷当年日本泡沫爆破及其后的失落20年，从而让美国可再度兵不血刃地继续全球称霸），容许中国继续走其强国之路。

因为缓慢升值可维持中国当时的强劲经济增长和庞大外贸盈余，前者将意味中国会随时间续步强大，而后者将会大幅减低出现金融风暴的可能、和容许中国持续以外贸盈余购买海外资产，至足以配合中国未来大国地位的水平。

必须强调的是，维持短期资本账项非自由兑换和缓慢升值是此设计的两个重点，前者意味投机流入必须透过非法渠道或滥用合法渠道，以至投机流入牵涉的风险溢价和交易成本，将高于每年1%至2%的升值利润，从而限制了投机流入的诱因和最终流入的数量。

在其后的中长期汇制设计中，笔者指出，中国在其后十年仍须继续维持一定的短期资本管制，从而容许人民银行以独立货币政策协助中国达至内部平衡，控制汇率升幅，以保持高经济增长、庞大外贸盈余（可提高对金融风暴和汇率危机的免疫力及复原力，与及协助持续透过对外直接投资累积海外资产），和容许中国继续走其强国之路。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银行当时还是采纳了这些汇制设计大部份建议，以至容许中国继续走其强国之路，虽然汇改第二年后偏离了每年1%至2%缓慢升值的设计，以至造成其后的大量投机流入和过多货币供应，支持和引发了2006年至2007年的股市泡沫和房价急升，但还是未至影响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