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一句名言，叫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个人如此，社会亦复如此，尤其社会的治理体系亦复如此。任何社会、任何治理体系之下，都不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都绝不会容忍悲剧的重复。悲剧发生一次，即要集全社会之力反思问责，绝不放过任何责任者，绝不留下任何死角，刨根究底，建章立制，永绝后患。让每一次牺牲，都换来最大的进步作为回报。

毋庸质疑，治乱循环本身，即是治理溃败的证明，社会溃败的证明。概言之，远离正常社会的证明。不幸，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典型的表现，即是悲剧的不断重复，甚至可以历几代人而不绝。不仅悲剧发生的模式一脉相承，应对悲剧的模式也一脉相承。每次应对都是维稳，每次应对都是摆平，说穿了，每次应对都是应付，都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最大的特点是拒绝反思问责，因为任何反思问责都可能涉及政府责任和体制责任。所以，每次应对都不可能真正冲着问题而去，反而主要力量用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本来，危机既是危，也有机。即如前述，正常社会的每次灾难都能换来最大的进步，都能通过彻底的反思问责永绝后患。维稳应对模式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因恐惧反思问责而每次都错过反思问责的机会，错过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提出问题的人一个个不断被解决，问题本身永远存在，无论悲剧发生多少次。每次悲剧的结束，都无非是下一个治乱循环的开端。无论多大牺牲都换不来进步，无论多少学费都是白交。政权永固，体制永固，但一代一代人都是代价，一代一代人都是蹉跎。

即以此番疫苗危机的应对而言，本来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过去历史上两次开明应对的案例就在那，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摒弃传统维稳应对模式，创造更开放、更透明、更公平的应对机制。如果说胡温时代从开明应对转向维稳应对，有其不得已之处，即一定程度上因九龙治水事权不专，那么在九龙治水格局已有改变、据说定于一尊的条件下，开明应对本来应该是方向，以此为突破口，扩大战果，逐步变革体制，从而真正超越前人。

在笔者看来，除了借鉴胡温时代两次开明应对的核心元素即开放媒体报道而外，还有至少以下四点应对，是可以尝试的：

一是全国人大组织的，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共卫生专家、法律人、媒体人在内的第三方独立调查，调查过程对社会公开，调查报告向社会公布。而非仅仅政府自查。

二是上不封顶的无限问责，不仅对政府相关机构和责任人行政问责，凡涉及法律责任，一律司法介入，独立审判。

三是鼓励受害者集体诉讼，而非法庭实际上对受害者关闭，把受害者逼入上访之途，把受害者变成不稳定因素，变成维稳对象。

四是惩罚性赔偿，而非罚酒三杯式的象征性处罚。只有惩罚性赔偿，让侵权者倾家荡产，才能真正阻止侵权。罚酒三杯式的象征性处罚无疑是对侵权的鼓励。

以上诸种应对，核心是法治和人道。照此处置，此次事件大有机会成为中国走向法治和人道的起点，真正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但至少就目前事态而言，还看不到任何希望。且不谈第三方独立调查、开放媒体报道、无限问责、集体诉讼、惩罚性赔偿能否做到，就连李克强承诺的政府自查，目前都是举步维艰，国务院调查组如何组成、何时派出，迄今没有下文。日媒NHK7月24日报道称：“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中领导人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相继出面，表示要严惩问题企业。但中国政府真正不遗余力地在扑灭的，是中国民众在网上表露出对政府不作为的怒火。”捂盖子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捂盖子导致的信息黑洞，以及信息黑洞刺激的集体不信任和社会恐慌，正在蔓延。

但问题是，维稳应对模式一成不变，悲剧却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更复杂了。此次疫苗危机覆盖之广，远远超出过去的川震学生死难事件、过去的三聚氰胺事件和过去的疫苗事件。川震中的死难学生家长，限于四川一隅；三聚氰胺事件，受害者限于底层。2010年疫苗事件，限于山西一地。但是此次不然，此次出事的是垄断企业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其问题疫苗流入全国包括北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体制内外，都可能是问题疫苗的受害者。

也就因此，把此次公共安全危机升级为维稳事件，不能不付出比以往更高的成本。捂盖子可能见效一时，但对政府信用和体制信用的伤害，将是空前的。规避当下的问责、当下的伤害，却以长远的、根本的伤害为代价，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相权取其重，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无疑是最不智、最坏的选择。但目前看来，似乎不可能有别的选择，结局已经很难例外。每次都错过彻底反思问责、彻底悔过自新的机会，每次都是最不智、最坏的选择占了上风，每次都反而加剧对传统维稳模式的依赖。听任这趋势发展下去，只会把中国推向更大的治乱循环。

而这，才可能是最大的灾难、最大的凶险。谁知道伊于胡底？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