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宪政体制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所匹配，韩国市场是财阀体制占垄断地位。富可敌国的大财阀，掌握了韩国的经济命脉，“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到“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总统和财阀的人情关系和利益输送实现的。朴槿惠和“三星太子”李在镕的犯案，就是最高权力和最大财阀之间“人情请托+利益报答”共同促成的。

韩国的政治倾轧，也促成“后任追着前任打”的政治尴尬。朴槿惠和李明博，都认为现任总统文在寅对他们实施政治迫害。尤其李明博，强调文在寅对自己的“追杀”是为了给自杀的卢武铉报仇。韩国进步、保守两派政治势力的政治搏杀，的确有些残酷。

此外，韩国总统只有五年一个任期，也导致在职总统缺乏更多施政缓冲，不仅驱使在任总统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政绩，也导致他们擅用权力。更糟糕的是，这也为后任总统的政治清算留下了把柄。朴槿惠认识到了总统任期的弊端，准备修宪——但“出师未捷身先死”。文在寅总统也提到了修宪，但修宪会牵动更多的政商变局，短期内并不容易实现。

虽然官商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政治和人情文化相互纠缠，但习惯街头运动的韩国民众却眼里容不得沙子。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宪政文化的明规则去冲破贪腐文化的潜规则，街头运动总是让贪腐者难以遁形。

韩国政商文化的流弊让韩国总统成为高危职业，如果青瓦台的主人能够清廉自持，还是能够逃脱所谓“青瓦台魔咒”的。然而，只有韩国政治生态真正好转，刚性和良性的制度约束，才是韩国总统摆脱困局的关键。

最后要说的是，朴槿惠未必一定“牢底坐穿”。只要保守政党上台，她也许会像全斗焕和卢泰愚那样被赦免。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