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美中贸易战，正由言语交锋变为现实，不仅特朗普在竞选和就任时，威胁对部分自中国进口商品实施的惩罚性关税已经开始实施，而且这一商品名单正在越变越长，最终有可能扩展到大部分中国对美出口。

中国则自一开始就采取强硬反击政策，宣布对等对美国出口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掀起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贸易战。

由于中国处在东亚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很多通过东亚各国分工合作生产的工业品，经由中国装配并售往美国，因此这场贸易战不仅对中国，也对东亚周边经济体产生涟漪效应，对东亚经济格局将产生一定影响。

这场贸易战来得突然，但并不十分意外。从本质上看，是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高度政治化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之后，这种因国与国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而产生的政治杠杆作用就屡见不鲜。一国对另一国在经济上的严重依赖，反而容易被另一国加以利用，用来解决国内或国际棘手的政治或经济问题。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在1970年代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较早提出，这一理论框架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及走向，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重点谈到国家之间如何通过日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来对对方施加政治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当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对方对自己的依赖程度时，对方国就极可能采取“联系战略”，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来解决双方在相关或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并无太多新奇之处，但由于理论是在冷战的背景下提出，突破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军事实力和政治外交手段是胁迫他国妥协的传统思维，促成人们对国际政治的关注，从安全、军事等“高政治”领域，向经贸、环保等“低政治”领域议题的转向。

今天中美之间的经贸依赖也是高度不对称的，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视角出发，这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提供了现实权力基础。按照美国数据，2017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75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年的3470亿美元更有所扩大。这意味着每年中国销往美国的商品，要远远大于美国销往中国的商品。作为顺差国，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收入，要远远大于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收入。这并非短期现象，而是自上世纪90年代便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现象。

长期的对美贸易顺差，为中国换来巨额美元外汇收入。如果中美贸易瞬间进入冰冻期，虽然中美两国利益都会受损，但中国利益的受损程度将远远大于美国，这是因为这种美元外汇收入将大幅削减。换句话说，在当前全球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美国作为最大逆差国和美元发行者，在买方市场中占据强势话语地位。这就是“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现实版。

虽然美国在相互依赖确定的权力关系中占据上风，但中国并非无牌可打。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与传统现实政治的“零和博弈”有所不同，议题之间的联系性和碎片化程度更高，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议题上的分化更为严重，很难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达成一致。针对某一国的跨国联盟也很难形成，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呈碎片化倾向，在不同议题上都有不同立场。对手国也可以在其他那些对方依赖更大的一些议题领域上施加压力，采取同样的“联系”战略制约制裁方。

这种复杂化的相互依赖，在美中贸易战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买家，在双边贸易问题上掌握着权力杠杆，但由于相互依赖是双向的，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订单，并不足以让美国占据全部主动，最终这场贸易战必然以妥协与和解告终，而不是会向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对抗那样，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