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一般上人们把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主要是凸显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了，大清帝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的确，在促成中国传统帝国离开历史舞台过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马克思尽管也谴责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马克思之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如果按照欧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历史，因为自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过。而中国新的历史的出现就是和西方接触后才开始的。鸦片战争是关键，之前中国一直可以应付，没有深刻变革的意图，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变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呢？在这方面，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即认为中国是随着西方的变化而变化的，西方带来冲击，中国回应。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解释强调，中国的变化体现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来（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国的变化，但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或者说，中国的变化没有使得中国西方化。

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的看法？不同学者看法不同，并没有对错之分，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所指的变化层面的不同，在不同层面，人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思想意识层面，近代以来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想等等方面所呈现出来都是“西化”的结果，无论是浅层的思考和深层的思维，无一不和西方有关。说穿了，到今天为止，思想知识界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基于中国现实之上，并且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

学习西方物质的发展模式

在物质变化方面，也是如此，也表现出诸多西方化的迹象。首先，在这个层面，至少没有人会拒绝西方式的变化。当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时期里，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把西方式物质变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实际上，近代以来到今天为止，最长盛不衰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要学习西方物质发展模式的。这并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被西方所打败，主要是因为西方物质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在早期，人们还鄙视西方的物质进步，但在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态度。

早期学习西方主要是想学习西方的物质进步。等到被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又意识到光有物质的进步远远不够，而是要学西方的思想。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释，其进步是“脱亚入欧”的结果。中国要在物质层面学习、甚至赶超西方，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梦想。从毛泽东到当代，“赶超”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维了。

最大的分歧就在制度层面。不管怎样的社会，制度是其核心，因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中介。可以说，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近代以来，就中国的制度如何变化有巨量的讨论，但根据历史进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早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用变革，需要变革的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术”方面的东西。第二，“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之后很长时间里，这种观点盛行。第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8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东亚很多社会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在这些社会，政治体制民主化了，但社会生活仍然是东亚传统。

不管怎样的“应然”认知，很显然，近代以来，制度层面，无论是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并没有像思想和物质层面那样西方化。当思想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当物质生活西方化的时候，人们也总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吁主动的制度西方化。但从经验层面看，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是浅层的西方化，甚至仅仅只是假象，在制度深层仍然是中国式的。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思想和物质变化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

这里的解释可以有多种。一种解释是基因论，即认为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思想和物质条件，有能力“再生产”，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就是这么解释中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如此，西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黑格尔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化眼花缭乱；但中国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之后，在制度层面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西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