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解释强调制度变化的缓慢性。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首先发生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思想层面的变化最具有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只发生在知识界的某些人中间。因为制度是调节社会最大多数的生活的，它不会随着物质和思想的变化而随时随地地变化。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指向既得利益对制度变化的阻碍。不过，如果社会的大多数就是阻碍变化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制度变化就很难进行。中外历史上，也经常发生通过“消灭”“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变化，即革命。但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对这种需要巨大的生命代价而达成的变革达成过任何共识。

第三种解释指向“量变而质不变”，强调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伸缩能力，就是说，中国的制度能够吸收消化任何外来的（包括来自西方）压力，在“量”的层面不断变革自己，而在“质”的层面（也就是在结构层面）而“再生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更新。

物质—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制度层面的变化的高度不一致性，很直接地反映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上。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地脱节，知识体系解释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

用什么解释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就说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道路”为例吧。中国道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历程就是“中国道路”。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中国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主义”）的影响也是显见的。西方在这两个层面的相关性表明，在这两个层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东西。但在制度层面如何解释“中国道路”呢？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发展史观解释不了中国制度的演进，更不用说其他西方理论了。例如，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主要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后来的“水利社会”。如果人们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国的思维脉络，就不难发现，今天西方指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直接和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利社会”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来源。

但很显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其说是解释中国的概念理论，倒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自古到今，中国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西方的“国家”所能比的，甚至经济本身的概念，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抛开其意识形态性质不说，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少从汉代开始，国家始终垄断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的垄断，决定了中国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市场了，中国就没有除了国家之外的经济角色了。

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国家并不是主要的经济角色。除了国家之外，还有民营企业、还有民间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们把当时的经济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是相当科学的。当然，也有外国人开办的经济企业，尤其是近代以来。今天的人们称中国经济为“混合经济”，就是指这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半壁江山是非国有的、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越国有部门的时候，很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中国经济了。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呢？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古希腊的“东方主义”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20世纪的“极权主义”再到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西方解释中国只有一个范式。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解释，也是这个范式中的其中一个变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解释中国的贡献就是证明了在“东方专制主义”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水利社会”。

但正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东方专制主义”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误以为中国比西方更为“共和”，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体系）之间的“共和”。这当然是一个假象，因为中国并非“共和”，但也点出了中国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并非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所能解释的。

到了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古老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解释这个体制为什么那么具有韧性。但鲜有人解释这个体制到底如何运作？能够用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时候，如何用原来的范式来解释呢？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但这个基本的任务鲜有人感兴趣，导致了中国没有能够解释自身的社会科学的局面。直到今天，人们仍热衷于拿着西方的一切来解释中国的一切。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和怀疑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自身。人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来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与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概念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惊讶，甚至愤怒，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思想意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上则是一无所用。

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学者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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