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看上去是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危机，但本质上属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危机。当我们聚焦于中美贸易战时，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是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歧公开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迟到早退，对于首脑声明明确表示不承认，并对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不少分析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在分裂，全球治理的真空期到来。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对内需要继续加快发展自主核心技术能力，以提高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须在对美外交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升级提供支持。

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演变进程

第一阶段是以全面霸权为基础的美国全球领导力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上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且被世界上很多国家认为是唯一可以为战后复兴提供全球领导力的国家。然而，冷战的到来决定了美国主导战后全球经济体系的可能性消失。美国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建构和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这个机制在贸易上体现为关贸总协定（GATT），在金融上体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发展援助上体现为世界银行，美国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在安全上，在欧洲体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亚洲则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安全同盟关系。

美国被称为“受邀请的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霸权不仅实力超群，而且被盟国和伙伴国普遍认可、接受和欢迎。在战后第一阶段以美国全面霸权主导的经济治理机制下，西欧和日本很快地恢复战争创伤，在1960年代普遍经历了高速增长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个阶段，苏联及中国等东方世界的国家和地区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有限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第二阶段是以美日欧协调合作为基础、美国牵头的集体，提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领导力。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由于越南战争陷入泥淖，加上持续开放市场造成对日本和欧洲的大规模贸易赤字，贸易和预算的赤字让美国财政陷入困境。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体制，意味着原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同时，1973年、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及之后的经济衰退，引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恐慌。美国在越战后期的战略收缩态势明显，西欧与日本对于美国不再愿意继续单独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力深感忧虑，美国则认为这两者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提议下，美英法德日召开了第一次发达经济体的峰会。这是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从原有的美国单独提供领导力，向美日欧三方协调合作的集体提供领导力模式转变，是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在随后的发展中，这个机制加入意大利和加拿大，形成了七国集团。虽然七国集团峰会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联合声明也不具备条约那样的法律效力，但是七国集团之间形成的从高官、部长到首脑的一整套磋商、协调与政策创新的机制，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集体领导力。

客观上说，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到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200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基本接受这个领导力的前提下实现的，全球经济的全面全球化进程也在这个阶段高速推进。

第三阶段是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领导力的漂流。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展现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薄弱，也展现了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带来的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信息产业等高科技行业加上现代金融业的成功者在全球化进程中越发富裕；另一方面，传统的制造业等中产阶级受到挤压，形成所谓的1%对99%的矛盾。为全球化利好发展中国家，却害了自己的想法，在美国开始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