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移民难以融入德国社会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相遇和相撞，社会矛盾就无法避免，平行社会逐渐产生。因此，土耳其移民，哪怕是土生土长的一代，一直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加上德国人的生育率常年下降，而土耳其穆斯林积极生育，导致德国人的危机感日益加重，以至于有人说，“女人的子宫成了土耳其现代殖民的秘密武器”。

第二点和第三点涉及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意识。埃尔多安要实现总统集权制和新奥斯曼主义，离不开海外土耳其人的支持，而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诸国，却不希望埃尔多安的影响力波及和分裂他们的社会。两名土裔队员与“独裁者”合影，无疑进一步增加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不安和反感。

最严重的还是第四点。它强化了德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意识。厄齐尔和京多安都加入了德国籍，按理说他们的总统应该是施泰因迈尔，可京多安却称埃尔多安为“我尊敬的总统”，这下可踩了德国人的“底线”。

这个“底线”到底是什么？是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对德国社会体制和价值观的认同？还是开始比赛前必须一起唱国歌？还是身在民主国家，就不能与“独裁者”有丝毫瓜葛？还是必须对所在国具备“有我无他”“非此即彼”“全心全意”的不二认同感？还是“拿了我的国籍，就必须是我的人”的所谓民族主义？

如果默克尔这样一位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都能数次去安卡拉会见埃尔多安，为何一个家族成员均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就不能和埃尔多安合影？当然我们可以说默克尔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厄齐尔和京多安在意乡情，仰慕名人，就该受到这般奚落？

其实，合影风波只是表相，它反映出三个问题：

一、厄齐尔和京多安的行为和观念并未变，变的是时代大环境，变的是德国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更大的变数其实存在于一个“不变”之中，那就是张扬的民族主义，必然随时会从“自豪感”，陷入“玻璃心”的尴尬境地。

二、德国人对异族的态度，始终摆脱不了“为我所用”，但“不为我信”的魔圈。德国国足走得顺利时，皆大欢喜；走得背时，外裔队员比较容易成为责难的靶子，认为他们不够尽心尽力。

三、厄齐尔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只把足球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但足球在德国不仅仅是职业，还具有榜样和楷模的作用，更是唯一可以尽情表达民族自豪感的载体。这次对两名土裔队员群体发难，说明了“冠军”称号已成德国足球的负担，也凸显足球作为德国人抒发和寄托民族情的载体，其负重已到了难以承受和令人窒息的地步。

德国人扭曲的民族主义

历史上，统一的民族意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前并不普及，它其实是17世纪和18世纪民族国家形成前后的产物。

与其他形成和发展较早的民族相比，德意志的民族性成型较晚。政治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意志土地上一直诸侯林立，家族割据。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才唱响了民族崛起之歌。

与其他民族参照和竞比，德意志晚到的民族情感，显得缺乏耐心和理性，这种“后来居上”的野心和雄心，让爱国主义变得扭曲夸张，最终成为一剂贻害深重的“毒药”。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内外两面：对内，它们能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和内部的团结；对外，它们又有可能造成隔阂，强化本位主义和沙文主义。贯穿20世纪历史的正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敌友划分，结果是战争、破坏和毁灭。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是一对孪生兄弟，内涵重叠处较多，界限模糊，所以经常会被混为一谈，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简单地说，两者的主要区分点在于，爱国主义强调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性和归属感，民族主义强调的则是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排他性。

德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曾说过一句名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没有了气度和教养的爱国主义。

说到底，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其实都是人的一种情绪和情结，所以很容易被误用和误导。这也是这两个主义的危险之处。

让我们回到“足球”这个话题。应该说，如今的足球运动已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它还牵动着一个民族不同阶层人的心，反映他们的情绪和向往，提升整体的向心力。

德国人常说，“球是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足球还传递着一个哲理：当你的脚触碰到它，并向外踢出它的那一刻，命运的弧线和结果其实就已经注定了。这里隐喻着无常和宿命。

德国队这次虽然提前出局了，但足球依然在滚动，比赛还在进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无常的足球所带来的精彩和美丽吧。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