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家足球队在本次世界杯提前出局后，举国哗然、全民悲戚。面对舆论的压力，德国足球协会和国足未及深刻总结失败教训，便找到了“罪魁祸首”：土耳其裔队员厄齐尔（Mesut Ozil）。

球队经纪人比尔霍夫（Oliver Bierhoff）日前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暗示，这次让厄齐尔参赛是个错误。他的这番话引起舆论的抨击，认为这种让一个队员来承担全队失败责任的做法太“无耻”。

在这样敏感的时刻，足协主席格林德尔（Reinhard Grindel）还补上一脚，向厄齐尔下最后通牒，令其在休假后针对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一事做出公开解释，不然将会影响他今后在国足的前途。

厄齐尔继续沉默，但他父亲怒不可遏。他说，他若是厄齐尔，将会对足协说：“谢谢，再见。”

厄齐尔究竟犯了什么大过，竟让足球界两名“大佬级”人物出来碾压？与埃尔多安的合影，为何成为德国国足失败的一个原因？这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德国队里的异类还是异族？

本次世界杯开始前不久，厄齐尔和另一名土裔队员京多安（Ilkay Guendogan）与在伦敦进行竞选活动的埃尔多安见面合影，并把他们的队服送给他。

见面、合影、赠队服也就算了，最让德国舆论难以接受的是，京多安还用土耳其语在给埃尔多安的队服上写道：“献给我尊敬的总统，致敬。”

这些照片立即在德国球迷当中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

格林德尔表示：“我们当然尊重有移民背景球员的特殊处境，但埃尔多安先生并不充分尊重我们足协所认同的价值观。”

比尔霍夫指出：“他们两人并未意识到这些照片的象征意义，我们当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会找他们两人谈话。”

政界对照片也颇有微词。基社盟议会总干事米勒撰文表示：“我们国足队员应该认真考虑，是否愿意被独裁者的竞选活动所利用。”右翼选项党（AfD，或译另类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认为，厄齐尔和京多安不应属于德国国家队。

为了减少合影风波的负面影响，京多安特意请求比尔霍夫安排他和厄齐尔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见面。后来施泰因迈尔与他们一起在总统府花园内散步的照片见诸各大媒体。

尽管如此，合影事件发生后，厄齐尔和京多安在每场热身赛只要一接球，就会招来德国球迷的嘘声；德国队表现不佳，他们俩会首当其冲受到指责；本次世界杯德国首战墨西哥失利，厄齐尔的表现被德国足坛名宿巴斯勒（Mario Basler）称为“死蛤蟆”；对韩国那场失败后，厄齐尔在退场时遭到“极端”球迷以种族歧视的恶语问候。

德国队出局后第三天，厄齐尔在推特发文表示：“小组赛中即遭淘汰，内心至痛。我们的确踢得不够好。我需要时间才能摆脱这份低落。”结尾处他加了“对种族主义说不”（#SayNoToRacism）的标签。

他的这个推文又引发德国舆论的质疑。有的嘲讽他为什么用英文写推特，意指他在变相抗议，但其实他以往就经常用英文写推特，有的则认为他最后那句话是在对自己的遭遇表示不满。

问题是，厄齐尔的遭遇难道很公平吗？

归根结底，整个事件涉及以下几个敏感点：一、土裔德国人；二、在德国被称为“独裁者”的埃尔多安；三、合影时埃尔多安正在伦敦参加竞选活动；四、京多安在队服上写了“我尊敬的总统”。

第一点长期是德国社会的“隐患”。二战后德国人力奇缺，经济快速上升期时又急需劳力补充。恰逢此时土耳其经济复苏迟缓，大量劳力过剩，西方阵营又非常重视北约成员土耳其在对抗苏联中的地缘战略作用，以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桥梁地位，德国政府迫于各种压力，有条件地同意从土耳其引进劳力，即所谓的“客籍工人”。

客观地说，在德国这样一个文化和宗教相对单一、思想和习俗相对保守的社会里，外族要生存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国人的“排外”意识固然与纳粹时期的宣传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不愿外人打扰和破坏自己固有秩序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