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足

在进入后邓小平时代的很多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得不够。尽管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变，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创新。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状是：既解释不了中国现实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更没有利用中国的丰富经验来丰富自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很多年来有关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设立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官方显学。但马克思主义真的在中国复兴了吗？如果中国可以复兴马克思主义，首要条件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历史的产物，它可以科学地解释西方的历史，但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历史。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同时，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才可以用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有哪一点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在很大程度上，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学术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教条化”。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人们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现实。与其说是“解释”，倒不如说是“曲解”。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马克思生前已经出现，以至于马克思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思想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缺少这种变化精神，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毛泽东本人既是实践家，也是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在实践层面，毛泽东感觉到中国化的需要，因为如果不中国化，就会导致失败；而毛泽东理论上的修养，又促成了在理论层面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邓小平也是如此。尽管在理论层面，邓小平并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长篇论述，但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之后，邓小平在建设方面具有更为丰富的经验，来拓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但在后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只存在于中国学者的书斋里。更有甚至，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变成唯一的意识形态，使得马克思主义缺少新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众多思想中竞争、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旦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变成评判其他思想的“标准”，其思想的枯竭变得不可避免。

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现实

现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再次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余，是否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这无疑是当务之急。尽管一些传统文化因素在复兴，但执政党的理论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身发展的历史，更是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分离。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有效中国化，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实践。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实践，它就只能成为一种纯意识形态，会失去其现实生命力。赋予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现实的能力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在哪里？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脱离贫穷和发展经济，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便是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如果不能认识到中国发展的这种历史逻辑，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会表现为虚无缥缈。

具体说来，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表现在法治制度化和社会公平目标的追求上。这和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所确立的改革发展路线是吻合的。在经济上，表现为对资本的节制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并且达成各种资本之间的互相制衡。在政治上，表现为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即民主。

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很显然，在马克思时代，民主就是资本的民主。马克思不仅没有否认民主的重要性，而是追求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主，即社会民主。

在个人层面，表现为确立有助于人解放的社会制度。尽管中国文明本身并没有产生民主、自由等价值，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近代以来，这些价值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所追求。或者说，这些价值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期待的一部分。

从更高层次来说，就中国文明发展的角度，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西方文明吸收消化到中国文明中。传统上，中国花了近千年时间，吸收消化了佛教文明，使得佛教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内在一部分。到了今天，如果中国不能吸收消化西方文明，不仅很难把近代以来的传统整合到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中，也更难治理一个已经接受诸如民主、自由、平等西方价值观的社会。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文明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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