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如果中国近代史是从中国被西方打败开始的，即鸦片战争，那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确实离不开西方。无论是思想观念的变化，还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变化，都是西方影响的直接产物。不过，在实际层面，很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发展，则更多地是依据中国本身的逻辑在进行的；有些发展即使表层看似乎是西方式的，但深层次仍然是中国式的。这里就产生一个西方事物“中国化”的问题。

自近代以来，不少人把中国的现代化，视为全盘西化的过程，但全盘西化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因为在实践层面，全盘西化根本就不可能。即使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政治人物们也没有要全盘西化的。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就是很好的例证。五权宪法就是想把西方的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和中国传统的“两权”（即考试和监察）结合起来。尽管各种政治力量都受西方影响，但不同政治力量接受不同的西方影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早期，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苏俄为模范，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或者苏俄化。革命和建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实践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外来思想在实践中失败了，才提出来的。从毛泽东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体上已经历三个历史时期。

毛泽东改革从改造人开始

第一个历史时期就是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即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在革命时期，早先根据西方的经验，搞以城市为中心的罢工等斗争，但惨遭失败。之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才逆转早先失败的命运。即使是武装斗争，也不是苏俄传统，而是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农民战争，都是“武装斗争”的典范。“农村包围城市”则是和西方革命方式刚好相反。在西方，因为工业化发生得早，革命的重心在城市。

1949年之后，中国转入建设时期，1950年代从完全模仿苏联模式，转型到反苏联模式。这个转型很重要。很多研究表明，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且能够取得成功，和毛泽东时代已经脱离苏联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和苏联的主要区别在于苏联体制高度集权，而中国体制高度分权，至少在经济上如此。

告别苏联模式之后，毛泽东走上了自身的“乌托邦模式”。“乌托邦模式”也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因素，之前中国至少已经历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等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改革。毛泽东的乌托邦改革从改造人开始，这是新的因素，是受西方的深刻影响。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改造人一说。改造人是从近代和西方接触开始的。毛泽东之前，梁启超提出的“新民”概念，就是从改造人入手。从文化层面来改造人，一直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当人类本身成为试验品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就是说，毛泽东早期成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后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邓小平是第二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功解决了经济问题，即不发展的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分不开。而这个概念的提出，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到文革后期，苏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即计划经济已经失败，因为计划经济导致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社会主义”。

邓小平一代所接受的，更多的是欧洲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意在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尽管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但就经济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如此贫穷的一个经济体，在40年之后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成近7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奇迹。

在这段时期，西方的“市场经济”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无论是“社会主义”因素，还是“市场因素”，在中国传统中都可以找到类似因素，但外来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显然人为地阻碍了这些传统因素发挥作用。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把“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对“市场经济”的这种新论证，促成传统市场因素的复苏和新的市场机制（西方式）的引入。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政治上，邓小平时代也做了很多探索。总体而言，在1980年代，中国侧重于对社会民主的探索。经历文革之后，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层还是知识群体，都相信西方式的民主不仅是可期望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不过，1980年代末发生的政治事件表明，西方式民主很难成为现实，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1990年代以来，执政党走上一条“党内民主”路线，就是先要实现党内民主，再来实现社会民主。不过，也正因如此，一些人误认为中国会走上一条西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即西欧和北欧式的社会民主党路线。这当然并没有成为现实。尽管中共也吸收消化了一些西方民主因素，但总体制度并没有演变成西方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