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几乎完全决定了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史其实就是大国关系史。对于大国的关键作用，孟子就说过：“霸必有大国”，大国之间和平，则国际秩序总体和平；大国之间冲突，则国际秩序一定动乱。

解决国家间冲突，战争是不得已的选项。为了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大国也会主导建立一些国际规则，约束战争及其他违规行为。有大国维护规则，即便小国违规，也能制约。但问题是，如果大国违规，在没有超国家的立法权威和执法权威（尤其是没有执法权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谁来制约大国？这个问题是古今共存的老大难问题。

纵看历史：大国自古便任性

先看看中国的历史。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为了避免天下陷入进一步的动荡，大国曾致力于维护天下秩序。

齐桓公称霸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韩非子·十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葵丘之盟，孟子还特地讨论了这次会盟（《孟子·告子下》）。在葵丘之盟上，齐桓公主导建立了一些规则。同时，齐桓公也积极维护周朝秩序，包括惩罚违规的小国。“所谓盟主，讨违命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例如，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因宋国违背盟约，齐国联合陈、曹二国及王室军队，伐宋。公元前632年，因在许国没有参加温（地名）之会，霸主晋国率诸侯讨伐。

“小国有罪，大国致讨？”（《左传·襄公十一年》）大国有罪，谁来致讨呢？试看大国的违规之举。

最为有德的霸主齐桓公，因谭国曾对他无礼，遂国不参加北杏之会，齐国就灭掉了谭国与遂国（公元前684年）。对此，有些古人也认为处置过重。

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人，公元前544年，晋国居然命令诸侯为杞国筑城墙（《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这是违规行为，但晋国就如此任性。

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盟国晋国求救。晋国说晋师即将来救宋，让宋国坚守。于是，宋国坚决抵抗。但晋国背信，未发兵救宋，而宋国孤军抵抗，城内缺乏粮食，导致“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不得不向楚国投降（《左传·宣公十五年》）。通观《左传》，此次失信是春秋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失信行为，给宋国造成巨大损失，但晋国并未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信用是维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而守信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对诺言和规则的遵守。通观《左传》，天下秩序混乱的加剧与大国无信的加剧直接相关。弭兵大会前，楚国的子木就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意为只管达到目的，不管是否守信）大国自己都不守信，怎么能保证小国守信？所以，小国也效仿大国之无信。郑国的子良就说：“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随着违背信用的事件越来越多，会盟以及承诺的信用和约束力就越来越低，加之无超国家的立法权威和执法权威，天下秩序就越来越混乱了，并进入战国时代。

当然，并非只有中国古代的大国背信任性，古希腊也是如此。修昔底德指出，“两个党派相互保证的誓言，只是为了应付双方当中的一方所遭遇到的暂时的困难，只有在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应付的时候，这种誓言才能保持它的效力……的确，人们普遍地认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品质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品质为耻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横看世界：大国仍然很任性

经过两千多年，大国是否不再任性了呢？现实依旧让人很失望。

看看当今文明世界的领头羊——美国。

不可否认，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为二战后的总体和平作了不少贡献，但是，美国也没有摆脱大国任性的魔咒。

说远一点，1971年石油危机中，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作出的承诺的严重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