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以来中美的前两轮谈判，确定中国扩大对美国农业和能源等产品的进口规模。6月15日美国白宫突然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16日凌晨中国国务院税则委员会也宣布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货物征收相同的关税。

美国东部时间6月18日约19时30分，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称，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出台清单，考虑对额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中国仍拒绝改变其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法律程序完成后正式对这批中国商品开征关税。此外，如果中国再次出台对等措施，还将考虑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

中美贸易冲突会给中国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长如何估计，需要什么样的思路和对策加以应对，如何争取在贸易战情况下使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这是眼下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中美贸易冲突对未来中国经济的严峻影响

中国自2001年后的1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0%，在2010年GDP规模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1978到1987十年的最后一波人口增长潮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与跨国公司等外资进入相结合，加上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推动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其中出口功不可没。2001年、2006年、2010年，出口总额占GDP比例分别为19.86%、28.49%和25.90%。而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到6.9%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18.42%。

（一）美国对中美贸易博弈的期望和可行性

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公布，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5.33万亿元，进口总额12.46万亿元，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占19%，从美国进口占8.35%。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在美国力求减少贸易赤字的要求下，同比还增长了13%，不免给了美国激化贸易摩擦的把柄。

美国对中国贸易博弈在经济方面总体和长远的期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延长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抑制人均GDP水平的过快提高；削弱中国技术进步的能力，延缓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减轻中美之间科技竞争的压力；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保持以美元为主要货币进行标价、结算、交易、储备等功能的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而从短中期来看，其目的是：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出口、吸引资金流入美国、扩大美国国内需求、引导制造业回流、降低失业率、加快美国经济增长速度。

从美国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的看法，由于中国向美国过度出口，影响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减少了美国劳动者的就业，抑制了美国国内的消费需求，造成了曾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无效和价格水平的低迷。其首要的举措是急切地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两国之间目前进出口的格局，在国际市场经济调节下，是由两国各自的要素资源优势、市场需求规模、分工协作联系所决定的。当然，中国与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税税率、开放领域需要公平对待。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税率确定和一些领域准入作了一些适当保护；美国则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到美国的出口，美国高技术产品、项目向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甚至金融等领域对中国的准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消除贸易不平衡，根据谈判，应当按照各自经济体可承受的范围，确立明确的操作性目标，可以通过逐步渐进、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

想通过激进、断崖式和捉摸不定的贸易行动，在很短时间内解决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业已具有惯性的贸易不平衡，对两国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于美国来说，股市可能大起大落；对中国、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战，可能会使美元快速升值，不利于增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双方不能达到妥协，中国必然反制，用其他国家的农业、能源、飞机、芯片等产品的进口替代从美国的进口，使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人口最多、具有成长性的世界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高技术，中国每年仅从美国进口芯片一项就达1000亿美元，限制芯片等这样的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世界上还有英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芯片产品竞争性出口，收缩甚至断绝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只能刺激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和中国自主研发满足市场，使未来美国向中国这一世界最大市场出口的市场份额更小；而且，多变的贸易谈判和政策，也会使美国的许多企业在雇佣劳工、采购库存、决定生产规模、产品运销何处等方面承担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拖延和激化贸易冲突，笔者觉得，最终并不会给美国带来理想的就业和增长。

在目前相互贸易规模很大、金融深度互联、货币结算和资金流动频繁、跨国投资深化、人员往来密切这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一大经济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激烈的贸易冲突，也会导致全球各国经济受到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的影响。而世界经济的动荡和风险，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反过来也会给中美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经济内在的联系之中，一国独赢独善和其余皆输皆糟的格局，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不论双方贸易谈判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双方要价和妥协的程度怎样，美国对中国的这样几点似乎是肯定的：（1）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出口；（2）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特别是农业、能源，还包括服务等其他产品的进口；（3）限制美国高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4）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企业和项目的投资，而要求中国加大对美国普通产业的投资；（5）要求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影响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6）要求中国进一步放开金融等服务业的准入，使美国企业在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进入中国的服务市场。那么，这些双边博弈和贸易及投资行动，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增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中国自身经济运行和增长收缩压力

经济博弈表面是双方各自战术的过招，最终的有利与不利还在于各自的经济体能差异。从1978年到2017年的近40年中，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从45美元提高到了8800美元，GDP从占全球总量比例不到2%增长到了15%；前沿性技术从当时占全球不到1%，上升到了目前的18%左右。纵向看，将当时吃饭都成问题的十分落后的10亿人大国，发展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经济史上举世瞩目的奇迹。

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大国。2017年中国人均GDP与人均59472美元的美国相比相差了50000美元，就是与全球人均GDP水平相比也差了1500美元；前沿性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平行的占32%，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占比——50%，创新型国家阵营中中国也只是处在第三方阵国家的第一位；中国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基尼系数也还较高，居民间、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和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公共服务、金融风险管控等方面，也与先进的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横向相比，特别是中美之间，这些差距客观存在，也并不是中短期内就可以超过美国。特别是人均GDP方面本世纪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科技人才、基础科学、试验能力、专利发明、技术产业化、技术进步体制机制等诸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至少有着50年，甚至更多时间的差距，况且美国在未来其科技进步并不会停步等待中国的超越。中美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水平上，并不处在一个量级上。我们不能就因取得了一些发展的成就，就妄自尊大。要看到差距还很大，我们只是一个正在努力完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发展中的，正站在高收入国家最低水平门槛外，向里张望和准备迈进的大国。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国家发展阶段还处于成长进程中，也有着活力和动力，并不能因为上述比较就泄气。从长远看，中国发展也有诸多有利的方面：有着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需求市场，有着勤奋工作民族习惯，居民有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教育进步及留学生回国积累了巨额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能力在增强，制造、能源、交通、城市、生态等体系基本形成和逐步在改善，经济发展的政治社会环境稳定，营商环境在快速改善和优化，社会还是充满了创新、创业和工作的精神、行动和活力。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和平发展的希望和信心所在。

从历史上看，中国并不是一个向外扩张的国家；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也使中国大地孕育和发展了一个民族间包容融合、与邻国间和平相处的民族；近代以来的几百年中，中国没有向外攻城掠土，也没有主动参与世界性的帝国大战，而是受到世界一些列强的侵略，甚至被瓜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近70年，也是本着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国际间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2013年以来，我们强调中国永不称霸、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型外交和国际关系理念，与各个国家共筑和平发展和共同进步的国际社会。

但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知己知彼，也不得不先来看多年及未来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特征：从2007年GDP增长14.2%以后，增长速度呈了一个长期下行的走势，调整一些 GDP的核算后，2017年为6.9%，放缓周期已经长达10年。无论是过去的多年，还是就未来判断，中国国民经济处在一个经济收缩压力较大的期间。